易中天曾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湖北襄阳是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然而，古代城区与现代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城区范围来理解几千年前的南阳。事实上，南阳武侯祠建于魏晋时期，比湖北的武侯祠还早。虽然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有不同的说法，但建祠的时间先后已经说明了这一切：谁先建立，谁就是主。南阳的武侯祠草庐是八角形的，而古柏亭的位置从未改变过，而襄阳的那些遗址则是后人所建。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亲自提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话直接出自丞相之口。我们如果回到三国时代，刘表将州治迁至襄阳，显然襄阳的名气在当时已经超过了南阳。如果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是在襄阳，理应在《出师表》中写道躬耕于襄阳。但他并没有这样说，反而如实地表明自己本是在南阳，显示了他的诚实与谦逊。他故意自贬身份，指出自己来自于南阳，而不是如今的襄阳。
这与河南与陕西争黄帝陵的事类似，或者河南与安徽争老子故里的问题一样，地理变迁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并不影响历史人物的原籍认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臣本布衣以及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两个时间点已经非常明确。诸葛亮提到的躬耕时间，实际上指的就是赤壁之战前后的时期，那个时代的区划变动并不会影响他原本的身份认同。按照时间线推算，诸葛亮当时的生活经历是可靠的，远比我们如今的推测更具可信性。
赤壁之战后，刘备开始了对荆州的攻略，关羽在这个过程中功劳最大，因此被封为襄阳太守和荡寇将军。然而，襄阳太守的职务实际上是虚职，因为当时的南郡和襄阳还在曹操的控制之下。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周瑜在南郡苦战了一年多，才最终逼走了曹仁夺回南郡，曹仁退守襄阳。到这个时候，襄阳已经彻底落入曹操的手中，而诸葛亮此时已随刘备去了夏口，从此与襄阳几乎没有了任何交集。 从建安十三年以后，诸葛亮与襄阳没有任何关系。三国志中提到先主收江南诸郡，但并没有提到襄阳郡。虽然襄阳的太守职务依然存在，但那只是一个空头职务。至于襄阳郡的设立，实际上是在曹操以汉朝朝廷的名义划定的，陈寿作为史学家，认可的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对襄阳郡的合法设立，而并非刘备或诸葛亮的认可。
至于隆中和卧龙岗的问题，虽然这两个地方一直被讨论，但三国时期没有任何史料提到过它们。在后来的历史中，隆中的出现时间要比卧龙岗早得多，且历史资料也更加可靠。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建安十三年之后的区划变动来推测诸葛亮的躬耕地点。诸葛亮在出山前的隐居生涯已在隆中结束，之后的区划调整并未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实质性影响。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南迁的路线也值得探讨。诸葛玄的豫章太守是袁术所指派，这意味着诸葛玄必然与袁术有过接触。考虑到当时的局势，诸葛亮应该是从山东琅琊经过徐州，再南下到豫章任职。陈寿作为史学家，一向对史料的考证非常严谨，且生活在西晋，离诸葛亮去世不久，接触到的资料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后来的著作。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曾任太山都丞，诸葛亮年幼时失去父亲，因此才随叔父南下避难。诸葛亮出山时年仅27岁，实际上，诸葛玄去世时，诸葛亮并不可能在八岁就失去亲父。因此，诸葛亮的成长背景是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的，可信度远高于后代的推测。
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我们可以看到，宛城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城市，但在建安四年被曹操占领。此后，宛城一直由曹操控制，直到诸葛亮出山之前，宛城的战乱不断。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提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说明他在出山前，确实在南阳的隆中隐居了十年左右。在这十年中，张济和张绣等人的战斗曾多次发生在宛城周围，诸葛亮不可能生活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中。 《前出师表》中提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段话也许成为了现代人争议的焦点——南阳究竟是指南阳郡，还是指南阳郡的郡治地？但其实，这个问题不必纠结。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提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然困于南阳。这个困于南阳显然指的是曹操在战斗中困于宛城。由此可见，南阳并非仅仅是南阳郡的行政区划，它代表的是诸葛亮当时的实际生活环境。 就像许世友将军虽然原籍是湖北麻城，但在后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划入河南新县，但他仍然坚称自己是湖北人一样，诸葛亮的籍贯认同，也与历史的区划调整密切相关。在他出山之前，隆中属于南阳郡，后来的行政区划变化并没有影响他对南阳的认同。因此，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提到躬耕于南阳，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 这就如同我自己虽然在外地定居，但仍然会说自己是孝感人一样，地理和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会改变我们对故乡的认同。襄阳的历史文化底蕴，远远盖不过南阳，尤其是南阳与诸葛亮的关系，早已成为了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