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彦宗
“要明确禁止以比例化指标推动普职教育分流，不得硬性限制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聚焦教育领域，提出了关于纠偏中考刚性分流、强化高中阶段基础教育的系统建议。
余校长指出了中考“定终身”的种种弊端，也是家长们日常所焦虑的点。比如很多地方预设了分流指标，实际上变成了二选一的强制分流，某些初中学校甚至游说学生弃考，以提高升学率。还有的地方为了保证职校生源，会强化这种刚性分流，那些15岁孩子成了某种交易的代价。
余校长不只建议禁止刚性分流，也建议禁止限制普高招生规模，将板子打在各地教育部门身上，提出将“普职分流固定比例”列入教育督导负面清单，对违规地区进行专项治理。有建议内容，有监督指向，于代表对普职教育的机构性建议相当完整。
很多年前，普高与职校在各自的教育逻辑上运行，尤其是职校水平虽不高，却也安守本分。随着分类教育的强化普及，特别是做大职教产业的政策路线全面开花，中考这一升学节点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实质上越来越不正常。学生的成长及教育规律，似乎变成强制分流到职校的一个个“棋子”，令家长担心焦虑。
始终不排除职校也能培养人才、普高也有躺平学生这些情况，最关键还是一旦中考强制分流，普高与职校都被推向不同的教育扭曲中。职校因为获得强制生源，会不思进取；普高则将分流当成高考前置关口，好像教育公平在义务教育阶段已告终结，普高只要埋头高考，无需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启蒙。
余校长反对中考分流的一大理由是，不该用一两次考试决定孩子的教育方向，可以在上完普高之后再行决定，而不是在入门时强行分流。这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在现实中，不少事例证明，初中成绩不好或学习热情不高的学生，在高中奋起直追。所以一些人希望，等进了高中才分流——确定孩子不是读书那块料，家长们也就“认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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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另一部分家长来说，他们反对中考分流，不是认为孩子还有搏一搏的机会，相反，他们深知孩子不喜欢学习，读高中不过是把求学的痛苦再延迟两年。但苦于职校水平普遍不咋地，既学不到东西，还要担心孩子学坏，不如把人放进管理更严格的普高。
换句话说，这些家长之所以焦虑万分，主要还是职教发展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好，而现阶段，要缓解家长焦虑，除了推迟分流时间外，似乎没有更能立竿见影的办法。除了余校长提的建议外，今年两会上也有其他代表发声。上海市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智能教育实验室主任张治呼吁，中考对孩子压力巨大，分流意义已越来越小，可以为取消中考做好政策储备。全国人大代表陈众议建议，施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将“普职分流”推迟到高考后。
这些建议背后，有很强的民意基础。现实中，有少数地区尝试普职融通班，为职校转普高打开渠道，也有地区试点12年贯通制学校，这些都属于极小规模的实验。若全面取消中考分流，全员直升普高，对很多地方来说仍不现实。而且，如果只是推迟分流时间，职校的办学水平没有显著提高，家长还是会为孩子的出路发愁。在高中卷的那两年，到底有多大价值，就不好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