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糖可乐
过了60岁还能不能打工？超龄农民工就业问题引发舆论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全收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年过六旬的农民工正面临尴尬处境：他们有经验、有体力，也想继续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但求职时却屡屡被拒。
“企业一看身份证超过60岁，直接就摇头，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张全收说，这些超龄农民工干了大半辈子，身体硬朗、技术熟练，是很多行业的“老把式”，不应该因为一个年龄数字就被挡在门外。
资料图。图文无关。
张全收的这番话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理想状态下，超过60岁的农民工辛苦了一辈子，当然不应该再工作。谁都希望他们能领着养老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但现实并非如此。很多超龄农民工仍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农村基础养老金每月普遍一百多元，种地也收入菲薄，一年到头，他们的收入根本就无法覆盖自己的基本生活与医疗开支。不说别的，现在各地新农合每人每年需要交400元，三个月基础养老金，可能都不够交医保。这些都迫使他们“老而不休”。
然而现实却是，即便他们身体强健、有经验有技术，谋生通道也非常狭窄。前几年多地颁布的“建筑业清退令”，让很多老年农民工不得不离开建筑工地。虽然政策初衷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但也让这一群体的职业空间更加逼仄。另一方面，很多企业设置了60岁年龄上限，主要是考虑到他们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无法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一旦出现意外，企业需要自行承担高昂的赔偿费用。
所以，张全收建议，要用好灵活就业人员的“三种保险”——工伤保险、重大疾病险和意外伤害险，让大龄农民工既有工作，又有保障，这说到了根子上。
允许为超龄劳动者单独购买工伤保险，已经有地方在尝试。但多为地方的自行规定，缺乏统一的法律支撑，地区之间差异大。更常见的是，很多地方的社保系统自动关闭超龄人员的参保通道，哪怕用人单位想交也交不了，万一出事，只能按民事纠纷处理，赔偿金额可能远低于工伤标准，而且维权过程极其艰难。
要改变这个现实，还需要法律层面统一部署，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除了工伤保险，也有委员建议，开发“超龄用工职业责任险”等政策性商业保险产品，来覆盖工伤保险赔付缺口。这一建议也值得一试，只有企业用工风险被最大可能地分散，超龄劳动者才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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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老农民工提供多重保障，除了能照拂个人生计，也能有效弥补当下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农民工人口总量为28560万人，平均年龄为41.4岁（11年前此数据仅为34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人口占26.4%。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十年，将陆续有7540万农民工达到60岁退休线。而报告显示，16-30岁的农民工比例也从2016年的31.9%逐年下滑至2020年的22.7%。
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意愿，与老一辈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又苦又累的传统行业，即便加薪也已经吸引不到年轻农民工。年轻人不愿意干，超龄农民工又因为年龄限制只能到处打零工，后者的困境，本质上是快速老龄化社会与相对滞后的制度保障之间的一个缩影。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需要系统性地填补制度层面的空白。
降低超龄农民工的就业门槛，除了为企业分散风险，也可以通过税收或社保减免等激励手段，鼓励企业放宽用工限制，以健康状况而非年龄作为上岗标准。只要每年体检的结果能适应岗位要求，就可以继续工作。
再就是，很多超龄农民工因为文化水平低，只知道出卖力气，但就业市场其实还有很多适合他们的行业。针对这个问题，可以加强对超龄农民工的培训和引导，建立超龄农民工求职平台，加强扶持，实现岗位精准匹配。
“活到老，干到老”是很多农村老人的常态，不劳动、没收入意味着失去尊严；保障他们的就业权，不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也是在维护他们的尊严。从国外的经验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深入，老年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就业的主力军，早一点补上其劳动权益欠账，也是增进全社会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