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呼吁，国家及监管部门应当明确界定企业及企业家在舆论与法律上的边界，并督促企业家回归商人本分，将竞争力建立在产品、服务和创新能力之上，而非通过滥用诉讼手段打压言论。在宋清辉看来，如果其他企业仿效这种模式，舆论空间将被逐步压缩，任何涉及企业行为的合理批评都可能面临法律威胁，从而扼杀市场监督和消费者权利，严重损害社会信任。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近年来，于东来方面在公众舆论场的表现，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企业及“企业家”本应承担的商业角色，而逐步滑向利用法律诉讼、威慑网络舆论的手段，以打压任何批评声音。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言论自由，也在潜移默化中建立了一种不良示范，值得社会各界高度警惕。我认为，国家应出面规范企业行为，督促其回归商人本分，而非凭借巨额资金和舆论影响力扭曲市场舆论环境。
3月15日晚，针对网络上发酵的“鸡蛋检出角黄素”事件，胖东来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声称所有鲜鸡蛋均合法采购，供应商资质齐全，且自有检测中心每周抽检结果均在卖场公示。但是，对于公众提出的“角黄素超标”疑问，胖东来立即否认，并强调博主依据饲料添加剂规范断定鸡蛋产品超标，缺乏法律和标准依据。这本可以理解为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常规回应，但随后的行动却显露出明显的滥用法律意图。3月17日，胖东来法务部直接公开10个网络账号，宣称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责，理由包括“恶意歪曲企业文化”“侮辱性词汇”等。这种将公众质疑与言论批评直接与法律诉讼挂钩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一个商人应有的边界。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理应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和品牌口碑来获取市场竞争力，而不是依靠诉讼威慑消费者、舆论批评者或独立博主。胖东来当前的做法表面上是“合法维权”，实质上却可能演变为“以权压言”，形成一种通过经济实力和舆论操控打压批评声音的机制。这种行为的危害不仅限于个人，更可能对整个舆论生态产生系统性影响：如果其他企业仿效这种模式，舆论空间将被逐步压缩，任何涉及企业行为的合理批评都可能面临法律威胁，从而扼杀市场监督和消费者权利，严重损害社会信任。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当来源于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创造，而非通过诉讼或舆论控制获得利润。近年来，于东来方面频繁运用诉讼手段追责网络不同意见，这在短期内可能震慑部分公众，但从长远来看，损害了企业信誉和社会信任，是典型的“非市场因素获利”行为。企业利用舆论优势和地方资源形成话语垄断，并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威慑力，不仅破坏市场公平竞争，也有悖于商业伦理。社会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本应通过消费者选择和舆论评判实现，而不是通过诉讼恐吓或行政庇护的暗示方式强制压制异议。
2025年2月24日，于东来坐在了省委书记、省长中间。图源网络
我认为，胖东来此类行为已经触碰了中国言论自由的底线。无论是在鸡蛋角黄素事件的处理上，还是在网络账号追责行动中，其模式都显示出“借助权力和资金压制公众声音”的倾向。尤其在法院尚未做出任何判决的情况下，或通过水军造谣或法律威胁，试图塑造舆论事实，这明显属于对司法公正和市场秩序的侵蚀。企业有权利保护自身声誉，但不应以法律诉讼作为压制异议、掩盖争议的工具，否则其所传递的社会信号是及其危险的：任何批评都可能被诉讼威胁，言论自由的空间将被逐步压缩。
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盈利纳税和解决社会就业，更在于维护市场诚信和社会信任。以于东来上述两例行为为例，其一方面号称保障产品质量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将公众质疑与法律追责直接挂钩，将监督者与批评者塑造成“侵权者”，这种行为对商业生态和公共利益都是有害的。长期来看，这种模式不仅可能招致更多公众抵触和媒体批评，也会削弱企业在市场上的真实竞争力，因为企业品牌价值最终依赖消费者信任，而非通过诉讼强制获得的表面“顺从”。
我呼吁，国家及监管部门应当明确界定企业在舆论与法律上的边界，督促企业家回归商人本分，将竞争力建立在产品、服务和创新能力之上，而非通过滥用诉讼手段打压言论。这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发展，也关乎社会言论环境的健康。任何企业都应明白，真正的市场竞争来自消费者和舆论的自由反馈，而非通过法律威慑或舆论操控形成的短期优势。若不加以规范，这类行为可能被复制，引发更大范围的言论压制，损害社会公平与公正。
一言以蔽之，于东来方面的做法虽然表面上是维权，但实际上已经越界，涉嫌滥用诉讼和法律工具压制公众批评，干扰舆论生态。国家和社会应对此予以关注和制止，让企业意识到，市场竞争的本质在于价值创造，而不是权力与诉讼工具的操控。在我看来，企业及其企业家应回归本分，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合法监督权利不可被侵蚀，言论自由是市场良性运作的基础，这一点必须被严格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