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布丁
新黄河最近报道了一起颇具争议的强奸案——
2025年1月底，在外地工作的王明（化名）回到承德老家过年，与相识4个多月的女网友刘丽（化名）第一次见面。两人在车上发生关系后，刘丽指控王明强奸。2025年12月底，承德市双桥区法院一审判决王明犯强奸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王明提出上诉后，二审已在承德中院开庭审理，目前还未宣判。
不少人拿它和此前备受关注的“订婚强奸案”作对比，试图探讨性同意边界问题。一审判决书显示，两人在抵达停车场后，在车辆后排聊天、搂抱和亲吻，且发生两次口部亲密行为。王明提出去附近预定的酒店，刘丽未同意。后在刘丽明确表示不愿意的情况下，王明仍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与其发生关系。
一审判决重申了法律底线：性同意是可以随时撤回的，哪怕前一秒还在亲热，后一秒只要对方明确说了“不”，就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就可能构成强奸。法律常识和一些人的认知不一样，这并不奇怪。但本案引发很大的争议，并不只是认知偏差问题。
从判决书看，法院判处王明强奸罪成立的两个重要证据，一是刘丽的口供，二是两人身上的伤痕，而这两方面都存在争议。
首先是女方口供的可信度。
在一审判决书的被害人陈述部分，刘丽前后做了11次笔录——前4次均表示是“在其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王明仍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后5次则称和王明发生关系是自愿的。但在最后2次笔录中，她又改口称“发生性关系系其自愿情况不属实”。
刘丽为何多次改口？其中一个关键“转折点”是，王明母亲案发后支付了30万元，刘丽签署了刑事谅解书。刘丽在5次声称自愿的陈述中也表示，当时报警是觉得王明没戴避孕套不卫生，但两人见面后感觉还不错，想往情侣方向发展。她还称，王明在发生性关系前没有殴打、威胁、恐吓过她，两人的争吵、肢体冲突出现在发生性关系之后。
由此能看出，在“是否违背妇女意愿发生性关系”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刘丽的陈述出现多次反转。在旁人眼里，这种反复会削弱该陈述的证明力，但司法实践中，法官会结合客观证据，来审查哪一次更符合常理和事实。
显然一审法官认为，女方事发后立即报警及其初始陈述，她身上的伤痕，能够支持“明确拒绝+暴力强行”。她不懂法，以为“谅解就等于要说自愿”，以及男方给出30万，能够解释其出尔反尔，所以口供的反复不影响“强奸”的核心认定。
确实，法律上并不要求“完美受害者”，哪怕受害者事后认知混乱、反复无常、易受金钱影响，整个过程中，法官最在意的，仍是证据链是否支持“案发时被强迫”。哪怕受害者的口供存在瑕疵，只要核心的客观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就不影响罪名的认定。
可此案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男方身上也有伤。
按王明在法庭上的陈述，两人发生关系后因避孕套问题起了争执，刘丽突然暴怒，两人开始撕扯，自己遭到对方掐脖、打脸、掐下体等伤害，自己只是用手阻挡对方的行为，并没有故意伤害对方。
刘丽则陈述，在拒绝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请求后，王明用手按住她的脖子，打了她的左脸两巴掌，还对其进行辱骂，然后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自己身上的淤青、划伤等伤痕，是王明造成的，王明身上的抓伤则是她反抗时用手挠的。
网友的争议点在于，既然双方都有伤，一审法院是怎么判定，这些伤痕究竟是“强奸过程中的暴力胁迫”，还是“事后因琐事引发的互殴”？
资料图
在掀起舆论风波的“订婚强奸案”中，法院认定男方行为构成强奸罪的理由，系女方在事前明确表示反对婚前性行为，事中具有明显反抗行为、事后反应强烈（电梯监控和女方烧窗帘等行为），且在现场床单上鉴定出了男方的精斑和双方的混合DNA基因分型。
外界或许对此案仍有不同看法，但至少在证据链上，相对有说服力。而承德的这起强奸案，无论是女方口供的可信度，还是双方伤痕是否符合“施暴与反抗”的特征，二审法院都需要给出更加细微的解释，才有可能平息争议。
王明被判三缓四，虽说无需实际服刑，但强奸罪带给他和家人的社会压力，以及今后可能面临的生活和工作麻烦，影响深远。如果他确实犯了法，这是他理应承担的——考虑到强奸罪的基础刑期是三年起，这个结果已是相当“仁慈”。但若不能排除大众眼中的合理怀疑，不仅无助于普法，可能会加剧两性之间的对立和防备，此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也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