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新华社、中国新闻周刊、 红星新闻
近年来，为给农村彩礼“降温”，中央文件多次提及推进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减轻农村青年的婚嫁负担。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破解农村高价彩礼，49.9%的受访青年建议对实行低彩礼、“零彩礼”的新人提供婚后就业、创业支持，47.9%的受访青年建议将拒绝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移风易俗。
调查中，60.1%的受访青年是农业户口，30.9%的受访青年是城镇户口，但出生在农村。
50.5%受访青年认为农村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高价彩礼频现
在广东生活的80后刘萍觉得，老家江西的彩礼水平相对较高，起步价是18.8万元，很多都在20万元左右，“去年借出去几笔钱，都是家里亲戚为了结婚凑彩礼来借的”。
95后严若寒的老家在江苏宿迁的农村，提到当地的彩礼，他感觉近几年的彩礼数额明显上涨了，结婚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刘萍舅舅的儿子今年“五一”结婚，“新娘在市里上班，结婚要求男方家买房买车，车要20万元以上，彩礼也要20万元以上”。
对于农村高价彩礼频现，50.5%的受访青年归因于农村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女方占据彩礼议价主动权，46.8%的受访青年觉得与婚恋主要靠相亲介绍，过于看重物质条件有关，43.3%的受访青年指出农村是熟人社会，存在攀比心理。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再将在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加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在60万至100万元。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
“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彩礼的前世今生：
从“六礼”之仪到“天价”之殇
彩礼，古称“纳征”，是《礼记》所载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在传统社会，它的核心功能是“成妻”，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确立。此时的彩礼，重“礼”轻“财”，聘礼多为布帛、雁、鹿等象征性物品，寓意吉祥。它的数额受到宗族规范、社区舆论的严格约束，谁家索要过多，会被视为“卖女儿”而遭唾弃。
这一状况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大体保持稳定，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农村彩礼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在河南驻马店的回溯调查显示，2000年左右当地彩礼不过数千元，2008年前后也仅在1.8万元左右。
2024年9月22日，在宁夏银川市，新人在“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2024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宁夏分会场参加婚礼仪式。
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随着80后、90后进入婚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河南、山东等省份一些传统婚俗浓厚且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率先“起飞”。至2015年前后，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突破10万元。
201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质变。高额彩礼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开始向全国农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传统低彩礼地区，也开始普遍重视彩礼，数额快速上涨。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要彩礼越来越成为城乡通行的“新民俗”。彩礼从一个地方性、仪式性的文化符号，异化为一个全民性的经济负担。
彩礼的异化，本质上是“礼”的退场和“财”的登台。在传统社会，彩礼是“礼仪”的一部分，它的意义在于“象征”而非“交换”。而在今天，彩礼成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定价”，婚姻的缔结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经济谈判。这不仅是民俗的改变，更是值得警惕的社会关系不良变迁。
高额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高额彩礼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多重社会结构性力量在特定历史时期交汇作用的产物。适婚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额彩礼最基础、最根本的驱动力。尤其在农村地区，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曾有一位河南农村的婆婆说：“花那么大价钱娶进来的，可不得供着媳妇，要是跑了，哪来的钱娶第二个!”这句话里既有无奈，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农民进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彩礼价格也越高。为什么城镇化会导致彩礼飙升?核心逻辑在于城镇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门槛，“在城里有房”成了婚姻的刚性条件。即便男方掏空家底在县城买了房，女方还会在婚前通过索要高额彩礼，将未来的生活成本与风险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
一位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争的残酷写照。
除了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社会心理也在推波助澜。第一是“面子”竞争。彩礼内卷，被推向新高。第二是风险防御。对女方来说，高额彩礼既是约束男方不敢轻易提离婚的“保证金”，也是万一婚姻破裂后“青春损失”的补偿。这种心理借助互联网传播，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
高额彩礼绝非单纯的民俗变迁，它正在对家庭这一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产生深刻的、破坏性的影响。
高额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高额彩礼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多重社会结构性力量在特定历史时期交汇作用的产物。适婚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额彩礼最基础、最根本的驱动力。尤其在农村地区，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曾有一位河南农村的婆婆说：“花那么大价钱娶进来的，可不得供着媳妇，要是跑了，哪来的钱娶第二个!”这句话里既有无奈，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农民进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彩礼价格也越高。为什么城镇化会导致彩礼飙升?核心逻辑在于城镇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门槛，“在城里有房”成了婚姻的刚性条件。即便男方掏空家底在县城买了房，女方还会在婚前通过索要高额彩礼，将未来的生活成本与风险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
一位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争的残酷写照。
除了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社会心理也在推波助澜。第一是“面子”竞争。彩礼内卷，被推向新高。第二是风险防御。对女方来说，高额彩礼既是约束男方不敢轻易提离婚的“保证金”，也是万一婚姻破裂后“青春损失”的补偿。这种心理借助互联网传播，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
高额彩礼绝非单纯的民俗变迁，它正在对家庭这一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产生深刻的、破坏性的影响。
整治高额彩礼难在哪里？
事实上，福州提出将彩礼限定在一定金额内的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并非孤例。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针对高额彩礼的整治举措密集出台。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剑指农村高额彩礼，并首次强调“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释放出全新的政策信号。
与此同时，自2021年起，民政部分先后两批共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覆盖全国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形成国家、省、市、县、乡五级联动的改革格局。
靳小怡提到，截至2023年底，首批实验区三年周期已满，验收显示治理效果良好。但她提醒，若将改革视为一阵风式的“社会运动”，一旦监管放松，高价彩礼极易卷土重来。她在长期调研中发现，整治高额彩礼，当前仍面临着诸多难点与挑战。
靳小怡提到，若仅盯住“彩礼现金”，极易催生政策规避。“你限制现金不超过10万，我就要求男方婚前买豪车，或在城里全款买房。”她指出，在一些农村，“一动不动”（一辆车、一套房）早已异化为新的结婚刚需。这种隐形门槛往往比明面上的彩礼更沉重，让本就处于弱势的底层男性陷入更深的困境。
此外，中国庞大的人口流动规模，使得婚姻早已突破了地域限制。然而，基层治理往往以省为界。“各省之间治理的力度、标准和内容都存在差异。”靳小怡观察到，这种差异在省际交界地带尤为明显，有些人会刻意寻找政策的“洼地”，利用跨省婚姻的复杂性来规避监管。
靳小怡还提到，高额彩礼治理绝非某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能解决，民政、司法、妇联、共青团乃至村级红白理事会，都应成为移风易俗的力量。但在实操中，各部门间往往存在协同壁垒。“若各扫门前雪，缺乏常态化联动，很难从根本上撼动这一顽疾。”她说。
不过，在靳小怡看来，最难改变的还是传统观念。传统婚配中长期的“男高女低”梯度匹配惯性，导致大城市高知女性与偏远农村底层男性同时面临择偶困境。若不从根本上移风易俗，仅凭运动式行政干预，极易陷入“短期见效、长期反弹”的怪圈。
因此，她建议紧扣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重点推进省际毗邻地区协同治理。民政部可设立跨省联动治理示范区，探索打破地域壁垒的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唯有从“一时一地”的运动式整治转向“全国一盘棋”的长效联动，才能真正巩固成果，防止回潮。
李鸿阶认为，经济压力大是降低青年人婚恋和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整治“高额彩礼”现象已势在必行，但必须讲究方式方法，要避免过于简单化和“一刀切”。他认为应加强舆论的正面宣传引导，重塑全社会的健康婚恋观；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制定弹性政策，按照各地的风俗习惯差异化施策。
“只要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允许，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应允许其自由裁量，重点是画定红线，有效遏制借机敛财、致贫返贫的恶性行为。”他说。
人大代表建议设“高额彩礼”限额
李燕锋指出，“彩礼”作为中国婚礼习俗中的物质标志，存在不同形式，“有的地方表面上说不要彩礼，但又必须要有房有车，其实本质一样。”高昂的彩礼，加重了结婚成本，叠加孩子教育成本等因素，可能产生让年轻人“望而生畏”的气氛。
“为什么以前结婚、生孩子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现在却阻力增大？有很多因素，但高额彩礼是最大的阻力之一。”李燕锋认为。高额彩礼导致结婚变味，也催生了骗婚、婚托等违法犯罪。
李燕锋说，不光农村存在“高额彩礼”问题，城市里也存在，当前流行的现象是，为给下一代娶媳妇，不少家长从中年开始就省吃俭用，开始攒钱。
“高额彩礼”的治理讨论多年，李燕锋认为，只有明确规定，才能刹住这股不良风气。她建议在出台一个统一标准，“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我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