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正在加速消散，新的全球格局下，基于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实践的新时代正在萌芽。”日前，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布的最新报告《后援助时代：全球南方的觉醒、挑战与联合自强之路》提出，后援助时代正在来临，全球南方正在从被动接受方案走向共同塑造未来的起点。
据介绍，该报告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团队撰写完成，今年6月，报告英文版将在德国柏林举办的2026全球解决方案峰会发布。
《后援助时代：全球南方的觉醒、挑战与联合自强之路》。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新格局下，后援助时代正在来临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徐秀丽介绍，当前，我国正处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促进全球减贫合作，加强援外体系建设和全链条管理”。
与此同时，报告认为，传统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正在加速消散，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徐秀丽表示，随着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等标志性事件的发生，过去数十年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模式，正在快速裂解，但一个基于全球南方自主实践的新时代正在萌芽。
“报告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全球南方在后援助时代面临哪些新的内部障碍和外部压力。第二，全球南方已经积累了哪些可供平行借鉴的自主发展经验。第三，全球南方应如何共同构建以知识、融资、治理为支柱的新型发展合作体系。”徐秀丽说。
与此同时，作为过去多年受援助的主要对象，全球南方国家也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徐秀丽表示，“当前全球南方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三重压力，一是增长未必带来发展，许多国家仍被锁定在低端嵌入、飞地繁荣和外部依赖中。二是转型未必带来包容，绿色转型、数字转型和乡村转型往往伴随着新的不平等与脆弱性。三是参与全球化未必拥有规则权，南方国家在气候、数字、金融、知识和标准等关键领域仍面临明显的制度性挤压。”
传统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消散，并不意味着国际援助与合作就此中断，徐秀丽说，后援助时代，是全球南方从被动接受方案走向共同塑造未来的起点，同时，南南合作始终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在尊重现有国际责任框架的基础上，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具包容性和可能性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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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核心援助国战略收缩，正将全球推入后援助时代。”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表示，“在过去，全球南方在粮农与减贫、资源环境与气候、数字科技与风险治理、社会治理等领域，已经形成一批具有平行借鉴价值的南方方案。这些经验具有许多与以往不同的重要特征，如立足现实约束而非抽象模型，强调国家能力、社区参与市场机制协同，注重低成本、渐进式和可扩展性，并能够在发展阶段相近、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之间转化为可操作的发展知识等。因此，在后援助时代来临时，全球南方需要的不是下一个援助中心，而是一个能够共同定义议程、共同生产知识、共同配置资源、共同协调行动的发展合作生态系统。我们把这个新的发展合作模式叫作‘觉醒、挑战与联合自强’。”
多年以来，我国“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战略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中国的发展经验，正在为全球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借鉴和发展途径。李小云介绍，多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长期坚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援助，把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应用到更多地方，帮助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改善营养状况，比如在非洲坦桑尼亚，众多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中国的种植技术、发展经验带到当地，帮助当地乡村和农民增收减贫、改善营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数十年中，中国从受援助者到援助者，角色的变化背后，是社会发展的成果与大国责任的体现。”李小云说，“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中国正在做出更多贡献。而在未来，中国应该是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分享者、共建者与倡议者。中国经验的价值，不在于输出标准答案，而在于提供可比较、可讨论、可转化的平行经验。中国的贡献，不在于成为新的中心，而在于通过知识共享、能力建设、融资支持、平台共建和规则倡议，帮助全球南方减少对任何单一中心的依赖，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制度塑造能力。”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