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布丁
16岁女孩街头遭陌生男子殴打，近日引发关注。
5月26日，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事发5月12日，16岁的刘某菡与父亲刘某顺当街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引起路人石某关注。石某自称因对刘某菡辱骂其父亲的行为不满，遂上前指责并殴打刘某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待伤情鉴定完成后，再对石某作出处理。
很多人不解，事发已十多天，为何家属多次维权后，警方才立案？此前组织调解合理吗？
根据热度新闻的报道，刘某顺介绍，事发时他骑电动车带着女儿，边骑边谈论电影，因意见不合，两人说话声音都有点大。没想到，一旁的陌生男子石某突然冲上前，声称“帮忙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女儿的头发把她从电动车上拖下，脚踹头部，导致女儿当场血流满面。在他和路人的劝阻下，石某仍对女儿实施过肩摔。
刘某顺当即报警，并将女儿送往医院检查。经法医初步鉴定，刘某菡构成轻微伤，但她的牙齿和颈椎损伤需要三周后复查，届时将进行二次伤情鉴定。刘某顺表示，女儿身心遭受严重创伤，已留下心理阴影，抗拒后续复查治疗。
当街殴打未成年人，致其身心严重受伤，怎么看，行为都很恶劣。没想到刘某顺第一次报警时，警方并未对石某有任何动作。在他多次维权后，才进行行政立案，并组织双方调解，但遭到刘某顺的拒绝。
警方最初没有立案，可能是见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为轻微伤。法律程序的“前置步骤”通常和伤情鉴定挂钩，根据《民法典》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例，轻微伤一般不构成刑事案件，只有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在二次伤情鉴定结果出炉前，警方按照普通治安案件进行处理，尝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是基层执法的常规程序。法律实践中，组织调解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尝试化解矛盾并让受害者尽快获得经济赔偿，比如医药费和营养费等，并非偏袒施暴者。
问题在于，组织调解的前提，通常是双方基于“民间纠纷”，打架斗殴的情节比较轻、主观恶意小，或者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等。可在此事件中，石某和刘某菡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石某没有任何权利“帮忙教育”刘某菡，而且他的暴力行为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社会危害性，且殴打对象是未成年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明显不适用调解处理。
根据《刑法》有关寻衅滋事罪条款，“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可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此前“两高”的相关解释，“情节恶劣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致一人以上轻伤”“随意殴打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
从目前信息来看，石某的行为已经涉嫌后两种情形。当然，警方最终如何认定和处理，先要看刘某菡的二次伤情鉴定结果。如果是轻伤，那石某刑责应该跑不了；如果不是，就要看司法机关如何定性，会不会将其行为纳入“情节恶劣”的考量范畴。
另外，视频引发全网热议后，在相关评论区，竟有不少网友支持石某的暴力行为，美其名曰让孩子接受“社会毒打”。这种将暴力合理化的言论，某种程度上比暴力本身更可怕。
当街殴打未成年人，算哪门子的“帮忙教育”？更像是施暴者借机发泄暴戾情绪，还给自己找一个“正义”的借口。这种披着道德外衣的私刑，比普通的打架斗殴更让人心底发寒。如果执法机关也被其荒谬的借口带偏，认同“你不教育孩子，我帮你教育”这种强盗逻辑，对其轻轻放过，可能会向其他人传递非常错误的信号，助长类似的暴力行为。那普通人的安全感，恐将碎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