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1991年的河南，全省GDP首次迈过千亿人民币大关。

1991年的周口霸王台村，10岁男孩徐闯一家也发生了大事：三位亲人在一年内接连离世。

这个叫徐闯的男孩，是霍猛导演新作《生息之地》的主角。影片的故事从1991年的春天开始，电影以徐闯的视角，缓缓铺展开这个豫东村庄在四季流转中的日常生活。

正如片尾的字幕所言：“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逐渐远去，我经历了它的尾声，并将永远怀念它。”影片试图用一种高度写实和生活化的手法，把观众重新带入90年代初的河南农村。

但《生息之地》并不是一部单纯表达缅怀的电影。在那些看似平静、琐碎的乡村日常之中，影片真正呈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在剧烈的时代变革中，被传统乡土文化、现代化进程与国家权力共同塑造、撕扯与改变。

1991年，旧乡土的秩序与裂痕

在传统乡土社会，生活围绕着“婚丧嫁娶”展开，整部电影也由一场葬礼开启。

这场葬礼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徐闯母亲的“变脸”。姥姥的嫂子去世后，徐闯在外务工的父母回乡奔丧。从进入村庄开始，她便放声哭丧、极尽哀恸；可下一秒，又能立刻带着笑容与邻里寒暄。情绪的无缝切换，给葬礼赋予了一种强烈的荒诞感。

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曾指出，尽管中国各地的语言、饮食、习俗千差万别，但丧葬仪式的核心结构却惊人一致。其中，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通过高亢、程式化的嚎哭，向邻里和社区宣告死亡，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按照他的解释，西方宗教社会往往依靠正统信仰实现社会整合。但在信仰高度多元的中国，文化的整合的逻辑完全不同，它强调的是行为规范主义，也就是“把动作做对、把仪式履行到位”。 重要的不是你内心是否真正悲伤，而是你有没有在恰当的时间、场合，完成符合规范的仪式行为。

北大教授吴飞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也提到，中国农村家庭内部往往存在一场围绕“道德资本”展开的权力博弈。家庭成员需要不断积累自身的道德声誉，占据道德高地，才能在家庭关系中获得优势。

从这个角度看，“哭丧”本身也是一种孝道展示。如果在葬礼上哭不出来，便可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被贴上“不孝”的标签，从而失去在村庄共同体中的“道德资本”。

无论采用哪一种解释，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农村的葬礼本身就带有极强的表演性。而霍猛则通过一个跟拍徐闯母亲的长镜头，将这种表演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葬礼，影片还拍摄了一场婚礼。徐闯的小姨秀英在一场近乎“包办婚姻”的安排中被迫出嫁，又在婚礼上遭遇了粗暴的“婚闹”。

通过“哭丧”与“婚闹”这两场仪式，影片勾勒出一幅高度前现代的乡村社会图景。然而，那些看似牢固的传统秩序，其实早已在时代浪潮中出现裂痕。

这一年里，村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第一台电视机和第一辆拖拉机进入村庄；火葬逐渐取代土葬；代表工业文明的石油勘探队来到村里，在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上钻探、爆破；老人们仍执着于修祖坟，年轻人却已经开始向往南方。

1992年以后的“南下潮”到来前夕，这个村庄事实上已经站在变革的门口。

国家、礼教与现代化，三重力量裹挟的个人命运

《生息之地》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它极其自然地呈现出：传统礼教、现代化进程与国家权力，如何同时作用于普通人的命运。

1982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到了1991年，这项政策进入执行最严厉的阶段。当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开始在各地全面推行，基层执行也随之不断加码。

影片中的小姨秀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一步步卷入命运的洪流。电影没有用激烈的戏剧冲突去强调她的遭遇，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碎片，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慢慢拼凑出她的命运。

嫂子怀孕后，秀英冒名替嫂子接受计生检查。过去，这类检查往往只是走个过场，但这一次却异常严格，秀英因此在检查中损伤了“处女膜”。

她与村小学的郭老师彼此倾慕，对方想南下发展，但她却没有勇气逃离。后来，还是因为嫂子的“超生”，秀英不得不“牺牲”自己，嫁给一个在计生部门工作的男人。婚后，丈夫长期怀疑她“不是处女”，让她的婚姻长期笼罩在压抑与羞辱之中。

秀英的悲剧，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项政策，或某一种礼教传统，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她不是单独被某一种力量吞没，而是在多重秩序的夹缝中逐渐失去选择。

徐闯的大哥同样如此。他是农村题材电影中常见的智力存在缺陷的角色。一次，他遭到村中一群青年的霸凌，霸凌者逼迫他与一只羊“拜堂成亲”。

荒诞的是，在这场羞辱之后，大哥竟真的开始相信自己与羊成为了“夫妻”。他不断追逐那只羊，最终因为闯入石油勘探工地，被爆炸意外炸死。

乡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礼治”社会。人际关系、伦理秩序与长幼尊卑，都依靠一整套仪式性规则维系。而影片通过一个智力存在缺陷的角色，把“礼”对人的规训力量极端化地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大哥最终又死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侵，石油勘探和爆破工程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换句话说，他既死于礼教，也死于现代科技。

通过小姨和大哥的命运，影片具象地展现了传统伦理、现代化、国家权力三股力量如何共同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

非常见导演功力的是，在影片的叙事中，上述情节并不会让人感到“抓马”。所有冲突都被包裹在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发生，毫不造作。

霍猛如何拍出“正在消失的中国”

与前作《过昭关》相比，《生息之地》堪称霍猛在导演技巧上的一次全面进化。

《过昭关》本质上是一部公路电影：在城市长大的小宁，被父母送回乡下爷爷家过暑假；而爷爷在得知老友重病后，决定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带着年仅7岁的孙子，踏上一场横跨千里的探访旅程。

两部电影同样聚焦河南农村，也都大量启用了非职业演员。但在《过昭关》中，霍猛对素人演员的调教仍显生涩。许多表演都带着明显的“背台词感”，角色则像是在替导演传达观点的“嘴替”，而不是真实、有生命力的人物。

到了《生息之地》，霍猛不再让非职业演员大段朗诵台词，而是有意识地拉开摄影机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影片大量使用远景与长镜头，让非职业演员能够相对自然地活动，摄影机则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耐心捕捉乡村生活本身的节奏与状态。

同时，影片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更加自然。它不再像前作那样直接“说出主题”，而是把反思与批判，都隐藏进看似平淡的生活细节之中。很多时候，人物只是吃饭、聊天、劳作，但时代的重量，却已经悄然浮现。

影片中为数不多、能明显感受到“摄影机存在”的段落，出现在结尾。徐闯一家抱着太姥姥的骨灰，行走在被白雪覆盖的土地上。摄影机先是缓缓拉远，随后逐渐升空，以一个航拍镜头俯瞰整片土地与河流。

这个明显属于当代技术的无人机镜头，仿佛刻意把观众从90年代的乡村世界重新拉回现实。

而那片空旷、萧条的土地，也像是在提醒观众：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那些习俗、伦理、人情与家庭关系——无论好坏——都正在时代变迁中一点点消失。

伴随着城市化和老龄化，或许终有一天，它们会彻底消亡。而电影的意义，就是以一种私人化的方式留住它。

导演简介：霍猛，1984年生于河南周口，童年便是在乡村度过。2018年，他的前作《过昭关》就以河南农村为背景；在这部《生息之地》中，他进一步将镜头深入到他儿时生活过的乡村。凭借此片，他也获得2025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