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糖可乐
2008年4月，贵州女子苟某菊时年16岁，正在读初二的她，被父亲和舅舅以“喝喜酒”为由，骗至湖南，被迫嫁给大18岁的黄某来。苟某菊说，因为经常被黄某来打骂，11年后她离家出走，与另一男子向某泽生育子女。2024年，黄某来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苟某菊、向某泽重婚罪。
2026年3月，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苟某菊构成重婚罪，依法应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苟某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她认为自己并非自愿嫁给黄某来，她只是婚内出轨，不构成重婚罪。6月3日二审开庭，检方建议缓刑。黄某来坚持35万赔偿，苟某菊方接受8万元调解，未当庭宣判。
资料图。图文无关。
很多网友非常同情苟某菊的遭遇。她16岁还在读书的时候，就被亲爹和舅舅骗到外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8岁的陌生男人；此后的11年里，她说多次遭受家暴，即便报警也总被调解了事。92年出生的她，如今不过34岁，过去的这18年，先被亲人背叛，再被困在一段无爱的婚姻中消磨人生——当她被侮辱被伤害的时候，无人救济帮扶，在她逃离、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却被刑罚加身，实在让人意难平。
从法律层面看，一审判决认定重婚罪并非没有依据。2012年，为了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苟某菊与黄某来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这时她已经年满20岁，从法律上来说，这段婚姻是有效的。她在婚姻存续期，与向某泽恋爱同居、生儿育女，隐瞒自己已婚，向家人也认可她儿媳的身份，这在司法实践中符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特征。
若只看这些，认定她重婚没有问题。然而让公众难以接受的是，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苟某菊作为受害者的悲惨背景。
16岁的苟某菊被父亲骗到湖南，先是和邻村男子孙某雨议亲，参加了一场自己甚至都不知情的婚礼，后来又在孙某雨、黄某来和家人的“协议”下，嫁给了黄某来，她的父亲和舅舅为此都拿到了一笔钱。她父亲也承认女儿不知情，还说“我养她这么大，拿1.2万元回来，没什么要道歉的。”这和拐卖妇女有何区别？
苟某菊说，黄某来威胁她“不要想偷跑”，因为害怕，她留在黄家。2009年生下儿子时，可能还没满18岁。她曾向双峰县公安局控诉黄某来涉嫌强奸罪、拐卖妇女罪，双峰县公安局却不予立案，理由一是没有证据，二是已过追诉时效，不符合立案条件。
资料图。图文无关。
立案的客观障碍确实存在，但苟某菊遭受的伤害怎么算呢？法律要求证明违背意志，才能认定拐卖或强奸，但一个在陌生农村被严密看管、连方言都听不懂的未成年少女，有能力留存证据吗？
在旁人看来，面对一个陌生的大龄男子，她当时的恐惧、无助和被迫的顺从，她后来的共同生活、生儿育女、办理结婚登记，更多是环境逼迫下的生存策略，而不是对当年买卖婚姻的认可。现在回过头去要苟某菊证明，当初那一刻“她不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难道只有当年那个16岁的少女，拼死反抗、多次逃脱并报警，才能算是受害者？
在这起案件中，真正的“恶”，是当年将她强行嫁出的亲人、可能长期家暴她的丈夫，以及那些对基层买卖婚姻视而不见的失职人员。制度没有为她提供救济，还让她为自救付出刑罚的代价，这公平吗？
所以，二审在维护法律严肃性的同时，也需回应对朴素正义的追问：一个被拐卖、被家暴的女性，怎样才能追求自由与新生？苟某菊确有重婚行为，但必须看到，悲剧的起点是她未成年时被家人强迫成婚。她为逃离不幸、寻求正常情感而触犯重婚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远低于一般情形。只有将这些因素都纳入量刑考量，才能真正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