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4日至28日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访华，在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战略目标下，促进双方从传统基建到高科技产业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与深化。中塞诸多合作领域中，有一项重要且并不广为人知的合作就是农业合作，而山东省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以来，中国已经先后批准允许进口塞尔维亚的乳制品（2020）、玉米（2021）、鲜苹果（2023）、蓝莓（2024）、李子干（2024）等农产品。特别是2024年7月1日中塞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后，同年9月，山东省代表团即访问塞尔维亚，建立基于省际（山东—伏伊伏丁那）合作的农业合作架构，进一步推进中塞之间的农业合作。
一、合作架构
早在2021年，山东省与伏伊伏丁那自治省（Vojvodina）签署《中国山东省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关于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2024年9月，山东代表团访问塞尔维亚，初步建立的农业合作架构主要分为三个层面：G-G（政府——政府）；U-U（大学-大学）；B-B（企业-企业）。
第一个层面是G-G（政府对政府）。又分为两层：一是“山东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二是“寿光市——诺维萨德市”。伏伊伏丁那是塞尔维亚全国耕地核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将其打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北大仓”。该生面积2.15万平方公里，大部为地势平坦的黑土平原。
有关数据显示，耕地面积占全省土地的84%。农业综合企业贡献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0%、全省出口总额的30%。因此，也适合布局大型温室示范园、机械化设施蔬菜和种子试验，这也是山东寿光市最大的比较优势。
诺维萨德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首府、南巴奇卡地区的行政中心，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首都贝尔格莱德，也是大学中心、素有“塞尔维亚的雅典”之美誉。
省级合作的作用在于建立总协调机制（Umbrella counterparty），向上协调政治、经济、外交以及部委资源，向下促进合作机制与项目的落地实施。寿光市与诺维萨德市的合作则是涵盖种子、标准、大棚、园区、仓储、物流等一揽子项目的实施落地。寿光除了国家级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外，还带来了相关农业企业，其一站式集成输出能力尤为令人瞩目，被称为“系统出口者”（system exporter）。
第二个层面是U-U（大学-大学）。具体所指的是山东农业大学与诺维萨德大学（农学院）的合作。2024年9月，山东省代表团访问塞尔维亚时，同步推动了山东农业大学与诺维萨德大学之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推动大学间在技术研发、种子选育、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第三个层面是B-B（企业-企业）。2026年4月，塞尔维亚经济部宣布，山东高速集团与16家塞尔维亚企业签署产品上架与流通渠道协议，帮助塞尔维亚企业提升出口能力，并协调对接进入中国国内分销渠道。寿光方面，则带来了利森特、中温农业、润宏农业、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等专业化设施农业园区服务商以及种业企业，这种企业群加质量标准中心展示的是寿光在设施大棚和蔬菜产销领域的集成式输出能力。
二、底层逻辑
从中塞之间初步构建的这种双边三层合作架构来看，中塞农业合作的底层逻辑有两个：一是农食产品贸易。山东高速等企业虽然不是农业类企业，但可以基础设施和商业通道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帮助建设塞尔维亚产品分销渠道、物流与基础设施协同。2026年4月，与16家塞尔维亚企业签署相关协议即是这方面的努力。2024年8月，中塞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山东日照海关签发中塞自贸协定项下首份相关原产地证案例，首单花生产品进入塞尔维亚。
此外，福建厦门也发挥了重要的通道作用。2025年3月14日，首个自贸协定项下塞尔维亚输华集装箱从斯塔拉帕佐瓦发运，6月11日运抵厦门，并举行欢迎活动。该集装箱共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SKU）。贝尔格莱德及其外延的诺瓦帕佐瓦/斯塔拉帕佐瓦走廊，尽管并不是农产品主要农产区，但实际上承担监管协调、仓储与出口拼箱中转功能。
这种合作逻辑与机制也在武契奇总统此次访华时进一步强化。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专门指出，“双方将在‘一带一路’食品安全合作机制框架内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食品安全监管和检验检疫合作，积极推进农食产品输华准入进程，促进双边农食产品贸易成功发展。中方欢迎塞方更多安全优质的农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产业合作与赋能。重点就是设施大棚与蔬菜产业，这也是山东寿光的核心比较优势。寿光是中国蔬菜之乡，也是设施大棚的发源地。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于2018年7月在寿光挂牌，是中国蔬菜标准化领域最重要的机构，至目前已开发2300多条蔬菜相关标准、并有七十余处认定基地。在与塞尔维亚的合作中，可以提供蔬菜标准数据库、农民与企业培训、标准化基地模式输出等方面服务。
这方面的合作，寿光有可能与塞尔维亚一道加强与欧盟标准的衔接、开发与融合，并从塞尔维亚开拓欧洲蔬菜市场。中塞FTA协议生效后，塞尔维亚方面最早放开执行就是蔬菜种子和设施农业相关设备材料等，正是契合双方在该领域深化合作的现实需要。
在笔者看来，寿光模式的精髓有三点：一是属于新能源大棚。所谓“冬暖式大棚”，主要利用日光和地温，并大幅提升改进保温效果，解决棚内靠烧煤加温的问题。这与欧洲流行的荷兰式温室大棚完全不同，后者主要依赖天然气、电力等供暖加温。可以说，自1989年一开始，我们使用的就是新能源温室大棚，并且是由我们的农民完全自主创新出来的。
所以，虽然后来蔬菜大棚遍布大江南北，却没有带来煤耗、能耗的攀升。二是开源开放。“不搞专利、不搞封闭”，向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免费推广技术。回过头看，中国的大棚技术实质上不自觉地采用了“开源开放”技术路线，从而促成了大棚技术不断扩散，不断地突破地理和气候限制。国内已建成的设施大棚园区，60%有寿光元素。三是“蔬菜强农、蔬菜富农”。寿光连续多年保持县域存款全省第一，并且不断突破新高，2025年突破2000亿元大关，广大菜农功不可没。可以说，“寿光模式”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在蔬菜与乡村振兴领域的直接展现。
这也表明，不论从通关制度与机制、物流通道，还是质量标准与培训，还是赋能农民与发展农业等方面，与贝尔格莱德的合作都将寓于双边三层架构之中。而这也将指向塞尔维亚农业与农民的深层问题。
三、靶向的深层问题
从产业地位来看，塞尔维亚的农业产业竞争力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塞尔维亚是世界第一大树莓生产国，约90-95%的树莓以散装冷冻的形式出口。也是树莓、黑莓、桑葚等浆果的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占该品类水果世界出口总量的1/3。此外，塞尔维亚还是是欧洲最大的苹果出口国和世界最大的李子生产国之一。蔬菜方面，塞尔维亚是东南欧主要的蔬菜出口国和供应国，主要出口红色甜椒、卷心菜、番茄、马铃薯和葵花籽油。（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塞尔维亚2025年版）
然而，塞尔维亚农业深层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构性特征中：一是农业GDP占比情况。基本已经下降到6%左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为2020年占比6.3%、2021年占比6.3%、2022年占比6.8%、2023年占比下降到5.2%、2024年6.0%。
二是有数据表明，农业从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15%-17%，大约为六分之一。
三是城乡人口分布。塞尔维亚的城镇化率约为56.65%（2021）、56.87%（2022）、57.11%（2023），相应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3.35%、43.13%、42.89%，不到300万人（中国一带一路网）。
概括而言，主要特征就是农业GDP占比小（十六分之一）、农业劳动力占比高（六分之一）、近半数人口居住在农村。这表明，塞尔维亚农业整体上竞争力强，主要仍为小农模式，单主体平均生产力水平仍待提升，农村人口占比更高，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由此看来，这与中国提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乡村全面振兴”等战略不谋而合。在“蔬菜强农、蔬菜富农”方面，寿光毋庸置疑，具有长期丰富而有效的经验与实践。
基于山东寿光和诺维萨德等的现代设施蔬菜产业合作，必然要对这个问题有现实回应，也是中塞农业深层次合作面对的最核心问题。
四、战略意义与启示
农业有时与文化相类似，“百姓日用而不知”。笔者于2026年4月底至5月初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团队来塞尔维亚和波黑考察，诸多活动之余，也得以体验了当地的农食产品，并在伏伊伏丁那平原对中塞之间的农业合作有了更直观的感知体悟。初步来看，中塞的农业合作已经超越单纯的经贸和商业合作，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是深化铁杆友谊的重要举措。
第一，超越简单的“农产品准入”。2020年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允许进口塞尔维亚的乳制品、玉米、鲜苹果、蓝莓、李子干等农产品，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生效后，进度加快。关键在于与产品准入同步推进的是，通过与厦门、山东的合作，进行物流与商业网络的配套搭建，使得塞尔维亚农产品能够更顺利、更有效的进入中国市场，既有“准入”，又有“能入”。这条时间线把准入公告、首柜运输和分销协议串在一起，显示出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先有SPS准入，后有FTA优惠，然后才有实际通道形成，最后才出现2026年的渠道扩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技术、产业合作与转型升级。
第二，中国更注重农业技术、产业、商业的系统性合作。中方更多地进口塞方农产品，同时向塞方输入农业技术、现代农业园区、冷链物流等商业配套体系，对塞方农业进行赋能。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出口塞尔维亚的主要农产品是山东花生，而中塞自贸协定生效后，塞方率先零关税准入的就是“其他蔬菜种子”，以此推动与山东寿光在蔬菜种子选育、温室大棚等领域的合作。
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牵线下，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市提供了包括蔬菜现代化育种育苗、温室大棚EPC、园艺技术、质量标准、市场能力等一揽子系统性合作框架，塞方对以寿光为代表的这种“系统集成式输出”，而非单一机构、单一项目的点状输出，也是刮目相看且极为欢迎的。本质上来看，寿光模式的精髓在于后福特主义，从而能够产生范围经济，并且是包容小农户、赋能小农户的。这对于解决塞尔维亚农村与农业面临的困局问题十分有帮助。
第三，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中塞自贸协定生效后，山东省代表团于2024年9月访问塞尔维亚，与伏伊伏丁那方面签署合作文件，并推动山东农业大学与诺维萨德大学建立合作备忘录。伏伊伏丁那是全国耕地核心区，有着世界级的黑土地（在塞尔维亚考察途中印象深刻），诺维萨德大学农学院是非常重要的农业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
同时，代表团向塞方展示了寿光完备完整的“现代园艺全链条能力”，促进双方在农产品尤其是蔬菜领域的合作。这实际上是将“政产学研”合作模式在两国之间的进一步展开，通过各个层面的联结赋能，形成网络化合作格局，促使双方合作机制的深化和落地。
从农业领域的合作框架可以看出，中国方面主动性地进行结构性优化，农产品方面对塞方的赋能合作，必然增强对贸易能力，进而增强对工业等领域的自由贸易吸收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对塞尔维亚方面而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不仅仅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地方发展模式（如寿光模式）的全方位输出与合作，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合作实践。通过这种发展合作时间，国外可以对更切身体悟中国发展经验，可以在“干中学”把握中国发展精髓的一种尝试和实践。这种探索在“一带一路”深化合作中十分值得关注和重视。
当然，目前中塞农业深度合作仍然处于初期，大多仍在框架性协议阶段。我们期待双方农业合作能够落地更多重要创新，探索出新路径、新模式，结出农业领域铁杆友谊累累硕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数字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