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图源视觉中国
摘要：
39万养老钱被强制执行后，58岁农民工杨瑞峰被拉回七年前的一件小事——他曾帮同村熟人做一笔1万元贷款的担保人。贷款未按期偿还，担保人杨瑞峰成了被告之一。然而法院判决书显示，贷款金额远非1万，贷款人也从熟人“腾挪”成一个陌生人。杨瑞峰平静的生活被打翻了。
百里之外，一位农村独居青年也在发小的哄骗下，卷入“被贷款”的迷局中。
文｜魏荣欢 覃梓敬
编辑｜王之言
393009.20元
支付失败。手机屏幕上出现了“限制支付”“**县法院”的字样，杨瑞峰疑惑，自己什么时候跟法院扯上了关系。
那是2024年8月18日，58岁的杨瑞峰在广东跟随一支工程队修路。那天中午，他在快餐店吃午饭。他平时习惯用现金支付，想到前一天工头刚给他们的银行卡里转了餐费，就打开微信支付，结果失败了。杨瑞峰仔细看，才发现银行卡已经被冻结。
他通常不开流量，也不怎么使用微信，常年维持着19块钱的月套餐，家人有事会打电话。这天晚上，他把手机交给做电焊工的侄子检查。侄子没看出什么名堂，推测是手机问题，等几天就没事了。
账户限制记录。讲述者供图
一周多后，杨瑞峰的手机依然无法正常支付。他跟在老家上班的小女儿说起这事。女儿感到蹊跷，去县法院一查，才发现父亲名下银行卡上的393009.20元，已不仅仅被冻结，甚至在当月28号被法院强制执行划走。原因是父亲曾帮别人担保一笔贷款，主贷人到期未偿还本金和利息，他作为担保人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杨瑞峰正在路上挖沟。他不记得自己贷过款，也不记得帮谁担保过。浑浑噩噩干了几个小时活儿，他跟工头请假，搭乘第二天早上六点半的大巴往老家赶。
老家在河南农村，返乡大巴上的18个小时里，杨瑞峰一直没合眼。被划走的39万块是他结婚以来，依靠种地卖花生、在外打工，一点一点攒出来的。他是个勤俭的人，衣服穿到破洞也舍不得扔，留着下地干活穿。妻子体弱，没有工作，他打工一辈子，就存了这笔养老钱。
凌晨一点多踏进家门，妻子女儿都还没睡。小女儿没给他好脸色。在女儿的印象里，父亲是不懂拒绝的老好人，总是瞒着她们借钱给别人，直到成了烂账。她们以为，这次也是一样的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赶在营业前就到了县城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后说，那笔贷款是由杨瑞峰签字作担保，钱是法院判决后被划走的。
他们被推去县法院，在大厅的自助机上打印出一份2022年7月的民事判决书，杨瑞峰看见自己被列为被告之一，傻眼了——他对此完全不知情。
在判决书上，他还见到一个熟人的名字，吴平。这才想起七年前的一件小事。2017年，同村朋友吴平曾求他做一笔贷款的担保人，对方当时说，想从银行贷1万块钱买化肥。经不住吴平几次三番来找，杨瑞峰答应了。
可如今，判决书上显示的贷款金额和贷款人名字都对不上——金额从1万变成48万，吴平不是贷款人，跟他一样也是担保人。贷款人的名字完全陌生。
杨瑞峰后来从律师那里得知，自己遭遇了“借名贷款”——实际用款人借用他人名义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名义借款人通常知道自己替别人贷款，也存在一种情况，名义借款人或担保人单纯被欺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相关贷款协议。
法院判决书。讲述者供图
相隔一百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刚满30岁的独居青年刘远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他在福建打工时，突然无法使用手机支付，银行卡可用余额显示为负数。他回到老家县城银行打听，被告知自己有笔贷款逾期未还，直到见到判决书，才知道背上了一笔打工十年也还不上的贷款，那几个担保人，他一个都不认识。
银行卡冻结后20天，刘远卡上的8591元被法院强制执行划走。
“还把我当朋友”
2017年夏天，刘远回村给爷爷奔丧。同村发小来找刘远帮忙，想让他办张新银行卡，借自己用一阵子，过段时间就注销，还给他5000块报酬。是办储蓄卡还是信用卡，什么用途，刘远都没有问，他不在意，更没怀疑过动机。发小的经济条件一直比他强，他想着“过两天卡就销了，没多大的事”。
他和发小认识20年了。小学放学后，他们一起玩耍，折纸青蛙、下河摸鱼、堆沙子，算是儿时最好的朋友。后来发小读了技校，他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联系渐渐少了，只有过年时才见面吃个饭。
发小来找他帮忙的时候，刘远很开心，觉得对方“还把我当朋友”。
刘远是留守儿童。六七岁时，母亲就不在家。他从没问过父亲和爷爷，她去哪了。常年不在家，那不就是走了，还能是什么？村里人都知道这事，包括同学，但发小没笑话过他。他懵懵懂懂暗自消化，还为母亲的离开编织了理由：家里穷，出去能看看花花世界。
母亲离开后，父亲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两年才见一面。奶奶早早过世，他跟着爷爷在三间老式瓦房中，靠父亲每年寄的5000块钱生活。
和爷爷的关系，淡淡的，跟爷爷做的饭菜一样，谈不上好或不好。早上爷爷起得早，煮鸡蛋，热馒头，挖一勺面粉洒进开水锅里，就成了一碗面汤。其余两顿饭也很简单，面条，炒个土豆或者白菜。见着肉菜，那肯定是亲戚来了。爷爷整天都在村子里打麻将，到点回来做顿饭就又出去了。他在村子里到处晃，夜里爷孙俩一人睡一头，中间隔着长长的沉默。
初中毕业后，他到处打工，都干不长。在厂里，他几乎没有社交，也从不在宿舍住，“压根人家都看不起人，咱也知道”。
直到2017年，爷爷去世，刘远才回村歇了半年多。在别人口里，他成了“一个孤儿”。也就是那时候，久未联络的发小找上门，许诺的5000块报酬相当于之前一个月的打工钱。
四五年前，另一位发小着急买房找他借钱，刘远借网贷帮对方，三万块，利息四千。这笔钱至今只还给他一少半，便再没音信。他用两年时间，自己还上了。没钱为什么还要帮？刘远说不清，只是觉得，当对方找他帮忙，他有“一点点开心”。但凡村里人开口借钱，河南受骗者杨瑞峰也很少拒绝，尤其是婚丧嫁娶这种事。乡里乡亲的，他觉得不能推辞，“这意味着信任”。
这还关乎脸面，“肯定都想着你有钱才来找你”。村子里互相都清楚各家的财务情况，有钱不借会被说是“抱着钱不丢”，之后如果家里老人去世，会落个冷清，没人帮忙。杨瑞峰大女儿结婚的时候，“一门子”同姓的，一百多人都到了。但他几乎没找别人借过钱，这也关乎面子——不能“掉价”。
不过借出去的钱，有些成了烂账。14年前，一位老同学跟杨瑞峰借了2500块，着急补上超生罚款，不然村里不让出去打工。这笔钱至今未还。
妻女为此跟他吵架，后来他再借款都瞒着她们，直到变成烂账，再由家里的女人们出面讨要。他从来都不好意思开口。
村民之间互相帮忙，在杨瑞峰看来是村庄里的生存之道。在他的印象里，九十年代遇上天气不好，几家人一块抢收小麦，吃饭时间街坊邻居都端着碗到外面，聚在一起边吃边聊。杨瑞峰自认人缘不错，都是靠热心积攒的，碾麦子、打煤球，他一定先帮邻居，再干自家的。
找他担保贷款的吴平，和他家只隔一里地，两家从爷爷辈就有往来，生了孩子，老人去世，都会帮忙、上礼金。2015年，杨瑞峰做过一次吴平的担保人，当时吴不到一年就还清贷款了。
2017年这次，吴平登门两次，都被一旁的杨瑞峰妻子拦下了。吴平又到县城找到杨瑞峰当时打工的地方游说，就贷一万块钱，用来买化肥。
没有提礼品，也没有好处费，抹不开面子，杨瑞峰还是答应了。
相隔百里的一次碰面
七年后，杨瑞峰拿到法院判决书，第一眼就注意到，贷款人不是吴平，而叫“刘远”。
杨瑞峰回忆，那天是2017年7月20号左右，早上七点多，吴平把他带到县城一家银行，职员们还没上班。吴平之前给这家网点的领导开车，对这里非常熟悉，他推开一间接待室的门，从里面取了一张写有“个人担保”的空白协议，让杨瑞峰签下名字，其余信息一律空着。前后不过五分钟，事情就办完了。
后来杨瑞峰寻思，这“刘远”是不是跟吴平合伙做生意的老板。细看后面的出生信息，是个1994年出生的后生——贷款那年才23岁。
几天后，杨瑞峰一家又回到银行。那天，他们没有见到行长，只是查询到当时放贷的客户经理姓曾，这个人也没有出面。他大女儿记得，那段时间聚集在网点讨说法的人有十来个，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银行工作人员给杨瑞峰指了指，那边立着一个小伙，小眼睛，厚嘴唇，看起来老实巴交。一家人走过去，质问他，你是刘远？有没有用这笔钱？
刘远解释，自己是被发小坑了，对此并不知情。杨家还是将信将疑。直到两个月后，他们终于在银行拿到刘远的账户流水。那份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刘远的账户在2017年7月28日开通，31日48万贷款到账，这笔钱当天又被转进另一个账户——户主姓王。他们都不认识这个人。
刘远账户的交易明细清单。讲述者供图
杨家这才相信刘远。刘远回忆，开卡那天下午三四点，发小骑电动车把自己送到县城银行门口，打了个电话，让他进去，“把字签完就可以了”。
一进门，就有四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迎上来，把他领到签字台前。其中一位拿走了他的身份证，另一位拿出三张纸，一只手遮住纸面，另一只手指了指签名的地方，后来他才知道，这位个子不高、胖胖的中年男子，就是放贷员曾某。他听话地签了三次名字，期间另一位工作人员在一旁拍了几张他签字的照片。
刘远在个人借款合同上签下名字。讲述者供图
刘远办完走出网点，发小就给他转了5000块。还说很快就把卡消了，“里边任何资金都和你没关系”。
刘远和杨瑞峰一同复盘，捞出了更多疑点。杨瑞峰在2017年7月20日左右签字，刘远7月28日开卡，放贷时间是7月31日。按规定，31日放贷当天，主贷人和担保人需要当场签署多份单据，包括借款借据、一般贷款开户——刘远和杨瑞峰均表示，他们这天不在场。
后来，他们在两张7月31日的业务交易单据上看见，取款人签名那栏，均写着“刘远”——但刘远坚持表示，未在这两张单据上签过名。其中一张是“贷款开户”的电子业务单，机打日期为2017年7月31日。另一张“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上，不仅有杨瑞峰、刘远的签名，还有手印——他们都否认曾在确认书上签名、按手印。
两张2017年7月31日的业务交易单据。讲述者供图
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讲述者供图
他们还表示，在存款被强制执行之前，没有收到过任何文书，立案、开庭、判决，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杨瑞峰这些年没有换过手机号，妻子常年在家，但他称没有接到过任何相关电话和短信。
根据判决书，这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于2022年7月6日立案，五名被告“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及证据”。判决要求主贷人刘远及包括杨瑞峰在内的四名担保人，共同偿还本金48万、未付利息、逾期罚息及案件受理费。他们后来在法院查询得知，本息加起来已经高达80万余元。
刘远和杨瑞峰在当地咨询了不少律师，但都拒绝接案，理由是已经有诉讼结果了，很难翻案。杨瑞峰仍没放弃，在社交平台上四处询问。
在裁判文书网搜索“借名贷款”相关案件，像刘远这样的名义贷款人，许多都败诉了。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张平说，原因主要是缺乏有力的证据材料，证明银行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借名贷款却继续放贷。另一个原因是，名义借款人不能与实际用款人因贷款有利益往来，否则也很难免责。
据他观察，借名贷款是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被告往往是像杨瑞峰、刘远这样没有偿还能力的低收入人群，包括低保户和残疾人。他们的生活依赖熟人网络，情份就是信任，会因为抹不开面子、还人情债而被实际用款人利用。再加上普遍缺乏法律意识，不清楚借名贷款的法律后果，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合同。
低收入群体还可以申请普惠小微贷款产品，利息低，还有国家贴息。而此类产品刚好是前些年各级农商行需要努力完成的指标任务，“基层一线放宽了贷款审查条件，出现大量借名贷款的现象”，李张平说。就在今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取消了对这类贷款增速的硬性考核。
不久前，河南南阳有一条60岁低保户被借名贷款的新闻。2021年，这位不识字的低保户被同村会计带到银行办理贷款，之后四年时间里，他的账户持续被扣款还本付息，低保金也被自动划转。那名会计称是受贷款银行工作人员委托，“找一个单身的穷的”来办理。经过核查，这笔贷款涉嫌借名骗取贷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低保户的钱已经被全部追回。
李张平说，法律并未限制特殊群体向金融机构借款，只要低保户和残疾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能够正常贷款，并承担偿还责任。他也提到，存在名义借款人假装不知情的情况，回避与实际借款人的真实关系，或者闭口不提自己曾收取好处。
2024年9月，杨瑞峰和刘远追着吴平分别签了欠条。吴平在手写欠条上承认，杨瑞峰为自己担保贷款，并承诺三年内还清39万元。吴平也答应承担刘远被划走的8千多块损失，按照承诺在2024年9月19日前还清，但至今一分未还。
吴平给杨瑞峰、刘远签下的欠条。讲述者供图
“别没事找事”
消息很快传遍村子。有人笑杨瑞峰无知，说他乱给别人担保，“憨子”，还有人阴阳怪气，“村里那么多人都不去找，就找你了”。杨瑞峰心里苦涩，之前做过不少好事，到头来还是成了村里的笑话。
回到家，他也是全家人数落的对象。妻子骂他笨，女儿整日为此事奔波，偶尔抱怨他，净找麻烦。
他不愿在家呆着，又怕在村里遇见熟人，常常一个人跑去村外，去河边看别人钓鱼。
他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十多年前，种子和化肥一直涨价，种地越来越不挣钱，他和大部分村民一样，外出打工。在广东干了好几年零工，每天工作十个钟头，没有节假日，吃15块一份的快餐，偶尔奢侈一把，加一碗2块的汤，从来舍不得要4块的——“辛辛苦苦可说够养老钱了”。
他无法再去外地打工了。这笔贷款让他成了征信记录不良的“黑户”，一般用工单位都不接收，名下的银行卡也不能作为工资卡，一旦有进账就会被强制执行划走。正规点的工厂都要实名认证，不能把工资打到其他人名下。
托熟人帮忙，他好不容易进了本地一家小型塑料厂做搬运工，工资日结，直接转给妻女。岗位是临时的，订单一完成，他只能继续找下一份不需要合同的临时工。
刘远面临同样的限制，但他的熟人网没有回响。他打电话给父亲，得到的回复是，管不了。2020年以来，他们再没见过面。他问两个堂哥能否介绍去他们工作的厂子，也被拒绝了，说进出厂区要刷实名卡。没别的法子了，他便没再找工作。
去年，刘远每个月会跟大伯要四五百块，背着伯母，因为父亲总会把钱存在他那儿。今年开始，他察觉大伯的态度越来越敷衍，便没再开口。他向村里人轮番借钱，每次四五百块，这是人们能拿得出又不好意思拒绝的数额。
在生活被搅乱前，他们还以为这件事最大的影响是失去一笔积蓄。福建一位双手残疾的中年人，帮相熟的阿姨贷款10万，想着能换来一份保安工作，却背上近20万元债务。在亲戚的申诉下，他要回了被强制划走的低保金，但仍是被执行失信人，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高铁。他和家人对征信记录没有概念，又从别处听说，还不上贷款，会取消低保资格，便不敢声张，没有走法律程序。他们自我安慰，能继续领低保，生活就能照常。至于征信是否会影响家庭和孩子的未来，是很遥远的事，“别没事找事”。
眼下，刘远一个人在村里熬着，日子要细算到每一天。一袋20多块钱的面粉能撑半个月。每日减成两餐，白水面条，撒点盐和味精，有时加点麻辣粉，6块钱一包管一个月。
刘远家中灶台。讲述者供图
父亲几乎是他手机里唯一的联系人。每周，他会给父亲打电话，硬聊个两三分钟，吃饭没，有没有添衣，几个问题来回问。他从来都是提问者。
上网也很难找到人聊天。有女网友要求，聊天之前先转50块钱，他付不出来。25岁那年，他谈过一场恋爱，打游戏认识的四川女孩。女孩没有工作，他不介意，还包揽所有家务。快下班的时候，收到女孩的问候信息，他感到“有人牵挂”。那时，他对未来有很多想象。
他越来越难表达自己的感受，总是“都行”“没必要”。他甚至想，哪天自己在屋里出什么意外，也没人发现。他语调平静， “咋说，长时间一个人有什么难受不难受的，早都忘记了。”
他每年还会跟那位发小吃一两次饭。他们像过去一样相处，只是谁都不提钱的事，不过今年是对方付的钱。他想不清为什么还愿意见面，只是用一个牵强的理由含糊过去，“打发时间”。
发小从未表达过歉意，刘远也不怪他，把责任怪在银行头上。他也知道，关系近的话不会坑自己。
6月底，天气变得闷热，面粉就够吃三顿的了。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