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宇霆
又是一起“拉锯式”的工伤认定纠纷。
据报道，2024年1月初，毕业论文答辩在即，带薪脱产读博的邓渊博突发脑出血，倒在了西安某高校宿舍内，46岁的生命就此消逝。
邓渊博的妻子王晓雯为丈夫申请工伤（工亡），人社局予以拒绝。王晓雯将人社局告上法庭，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令人社局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人社部门却再次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陷入“赢了官司难获结果”的程序僵局，王晓雯深感无奈。
如此结果，对邓渊博亲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如果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相当于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供养亲属抚恤金，最高可以得到职工生前的工资水平；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如果能认定工伤，邓渊博的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将从中获益，生活也更有保障。
当然，认定工伤，光有同情不行，还得看符不符合法规要求。人社局的拒绝理由看，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二是不属于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客观来讲，这些理由，在工伤保险条例中的确有明确规定，并非空穴来风，无端拒人于千里之外。
首先要说明的是，邓渊博与河西学院签订了委培协议读博，根据约定期限，在西安的学习期间，理所应当属于“因工外出”，在工伤保险条例的覆盖范围之内。
如果邓渊博是在正常读博期间、准备论文答辩时突发疾病死亡，认定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出事”，应该不难。但一个棘手的点是，早在发病前半年多，也就是2023年6月，邓渊博就已从西安某高校结业，并办理退宿手续，个人档案也退回了河西学院。人社局就此认定，邓渊博已经结束了读博，属于私自滞留高校、违规租赁宿舍，也就不符合“因工外出”这一前提。
然而，媒体报道，邓渊博博士延毕后，继续“租住在西安某高校，为毕业做准备。读博期间，河西学院持续给他发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保。”其妻子提到，邓渊博办理结业手续后，仍一头扎进实验室，为拿到博士学位而努力。突发重度脑出血昏迷前，他在宿舍内修改材料，准备几天后的预答辩。这些按理属于完成“读博”任务的必要延续。
如果在他去世前，基本工资和社保都没有停，说明他与河西学院的委培协议并未终止。另外，2023年12月，邓渊博向河西学院提交“正在准备毕业答辩，应该在几个月后毕业回校工作”说明，如果学院没有提出异议，而是予以默认，那也足以印证，邓办理结业后所从事的是“公务活动”，而非“私人活动”，理应视为法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至于邓渊博的抢救时间远超48小时，是否构成拒认工伤的理由，也值得商榷。工伤保险条例明确“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为工伤，是为了避免，一些非突发疾病、非重大伤情等也被纳入工伤的范围，增大工伤保险基金的非必要支出。
具体到邓渊博，他的病情来得急，也很重。如果不是家属极力争取，哪怕变为植物人也要抢救，邓渊博恐怕早已离世。站在人情伦理的一面，鲜有家属能狠心作出不抢救决定，而这也在客观上拖长了抢救时间。
而且，法规也未予以明确，究竟是以临床，还是脑死亡的时间为准。邓渊博的抢救死亡，从临床死亡时间看，已超过了48小时，但司法鉴定所确认脑死亡时间，仍在48小时之内。尽管司法实践中多以临床死亡时间为准，但也不乏认定脑死亡时间的成功案例。
认定工伤须兼顾法理与情理。一个带薪脱产攻读博士6年的中年人，背负着家庭、学业的重任，也承担着单位的重托，在准备毕业答辩的过程中猝然离世，固然是个人及家庭的现实悲剧，但也是单位的莫大损失。
考虑到读博的“现实困难”，以及抢救的“两难境地”，也考虑到“遗孤”家庭的诸多不易，人社部门有必要作出更合理的选择。从长远看，还有必要对工伤保险条例作出调整，细化死亡判定标准，接轨现代医学认知，给劳动者更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