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糖可乐
当地时间7月23日早晨，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揭晓，王虹、邓煜均上榜。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且在同一届获得两枚奖章。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盛赞两位青年学者的成就，期望未来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此外他还邀请王虹邓煜回国任教。
王虹与邓煜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数学系本科校友，如今还不满40岁，正值科学家创造力最旺盛、精力最充沛的黄金时期。如果他们能回国任教，带给国内科研教育界的，可能远不止是几篇顶刊论文或几个学术奖项，更是一股能够刺激国内数学生态系统升级的新鲜血液。作为一位从中国走向世界、并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数学发展的数学家，丘成桐的这份拳拳之心，不难理解。
丘成桐不是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想法，他对王虹、邓煜的欣赏由来已久。今年1月，由他发起的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把金奖颁给了王虹和邓煜。大会上两人一左一右坐在丘成桐旁边的画面，被广为传播。
当然了，丘成桐的话只是一种期许，王虹邓煜也不一定非得回国，才能推动国内数学研究的发展。事实上，在获奖之前，王虹邓煜和国内科研教育界的链接并不少。他们人在国外，能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数学研究，通过和国内频繁的学术交流，对国内数学研究的推动和促进并不会少。此前王虹在北大开数学讲座，韦东奕落坐前排连续多天听她的演讲，就曾登上热搜。
相比让他们回国执教，进一步优化国内基础研究的体制，提升其包容度，让各类人才得以安身立命、潜心学术，可能更为紧迫和关键。
王虹与邓煜在国内接受了完整的本科教育，最终在国外获得菲尔兹奖，这称不上一个遗憾，但是也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他们一直待在国内，还能获奖吗？
这类具备国际大奖水准的研究工作，往往需要数年如一日的长期深耕，国内恐怕很难给予如此宽裕的时间窗口。有人说，两人的研究方向相对冷门，若留在国内，频繁的考核压力会迫使其快速发表论文、争抢各类人才称号，毕竟这些人才的帽子称号决定了经费和招生名额。
相比之下，国外机构更愿意提供充足的空间、稳定的资助和充分的学术自由。
国外的基础研究体制，以终身教职和独立研究院模式为代表，虽然也会给学者带来压力，但为顶尖学者提供了极致的学术自由。终身教职这一制度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能保障学术自由，鼓励科研学者长期探索。
在王虹任职的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以及邓煜攻读博士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一旦获得职位，就拥有了“铁饭碗”和探索高风险、非共识问题的底气，不用担心短期内没成果而丢工作。科研学者没有教学任务和论文指标，可以花5-10年攻克一个难题，而这正是基础研究最需要的时间周期保障。
明确的晋升路径和终身职位保障，再加上高浓度的精英学术氛围，对于全球优秀学者有巨大的吸引力，也能留住核心人才。截止到现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历史上的13位数学终身教授中，有8位获得了菲尔兹奖，另有3位获得了阿贝尔奖。
而国内评价体系更注重短期考核，频繁的年度考核、中期检查，逼着人快速发论文，科研学者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考核体系明显不适合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核心是探索未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很多时候，科研学者可能也不知道问题能不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甚至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而一年一考核、三年一聘期，本质上是用管理工厂流水线的逻辑来管理科研。这就好比要求一棵树必须每年结多少果子，否则就砍掉。结果就是大家都去种长得快但价值低的草，少有人敢去种长得慢但能成材的树。
此外，国外基础研究机构的资金支持也更加多元，学者能申请到资助的机会更多、竞争更小、资助金额更大。除了政府拨款，社会慈善捐助、国际合作和机构赞助，也是研究机构重要的资金来源。
相比起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高度依赖中央财政，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度明显不足。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占R&D经费比重突破7%，但与美法等国15%以上的水平仍有较大距离。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社会资本参与更少。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钱有多少”，更体现在“钱怎么花”。国外机构给学者的是稳定的资金支持和充分的自主权，而国内学者不仅要在总量有限的经费中竞争，还要在申请、报销、结题等环节耗费大量精力。这双重压力，正是内卷的根源。
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管理机制，给基础科研经费“解套”，把学者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时间真正用在研究上。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国内基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丘成桐不止一次说过，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王虹与邓煜两位的获奖，再次提醒：与国外对标，不在于简单复制某种制度，而在于重新确立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尊重，以及慢工出细活的共识。毕竟一两个人的回归难解决根本问题，体制土壤的改良才能留住一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