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晨
一起多年前的杀人案，如今带着一团迷雾，重回到公众视线。
血案不忍卒读。1999年，代贤峰和两人预谋，抢劫村里的小卖店。他翻窗入店，持刀疯狂追刺19岁女孩徐文素三十余刀，致其惨死。代贤峰落网后，一审被曲靖中院判处死刑，云南高院二审以代贤峰犯罪后果严重，作案手段极其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尚属不是应当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主犯代贤峰于2014年出狱，两名同案犯于2012年落网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害人家属误以为凶手早已伏法，直至2010年才拿到判决书知晓改判，此后持续申诉。2012年，云南高院驳回申诉、2016年云南省检察院明确不予抗诉。被害人家属向最高检申诉，情况终于改观，今年6月9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家属的刑事申诉。
一起发生在多年前的案件，为何被害人的家属至今仍死死揪住不放？也不能怪家属“倔强”多事。换位思考，亲人惨死在凶手刀下，本以为“一命偿一命”，恶人终有恶报，结果却是主犯关了15年就从容出狱，这样的处理结果，与公众的认知，还有被害人家属的期待，显然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二审改判死缓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主犯代贤峰存在自首情形，可以从轻处罚。然而，这里的自首，并不是代贤峰自己主动投案，而是案发数日之后，代贤峰之兄代利峰到宣威市公安局乐丰派出所举报弟弟的下落，带领公安人员在昆明市将藏匿的代贤峰抓获。这就引发了争议。
最高法相关解释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这或许是原审法院认定的依据所在。但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在本案中，主犯代贤峰是被亲友带公安人员抓获的，严格意义上讲，是“归案”而非“投案”。一字之差，差以千里。
此外，构成自首的条件，不仅需要“自动投案”，还需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据报道所述，代贤峰第一次审讯笔录显示，由其首先提出撬小卖部，第二次审讯又辩称，“受胁迫”才实施抢劫，恐怕与“如实供述”的自首要求相距甚远。这些问题，理应进入审判者的视线。
就本案来说，存在的硬伤，也是公众纠结难解的地方，还不止于“自首”一处。
比如，量刑是否合理。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主从犯之间，量刑跨度一般梯度明显。就这起案件，从犯被判无期徒刑，“操刀行凶”的主犯被判死缓，相距无几，让人难免心生轻判之感。量刑是否偏轻，还须给出说法。
又比如，程序或存有瑕疵。被害人家属介绍，在一审、二审过程中，司法机关未通知他们参与庭审，未告知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连二审改判的判决书都没有送达给家属。
尽管根据刑诉法，受害人家属并不属于必须通知、必须送达的诉讼参与人。只有当近亲属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成为附民原告、或系法定代理人时，才借由该身份进入“必须通知/送达”范围。可若公检法全程不告知家属可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庭审，不告知其可提附带民诉，虽不突破“非诉讼参与人不送达”的框架，却事实上已构成对他们知情权等权利的削减，不利于体现司法公平。
正义只有满分。一起发生在27年的凶杀案，至今仍“云遮雾绕”，判决让人看不懂。从被害人亲属2010年得知真相后向云南高院提起申诉，到2026年案件再次被云南检察院受理，中间一隔16年。人生又有多少个16年？期待重启的司法齿轮，一一扫除谜团、查清真相、复位公平，给公众以有力的正义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