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布丁
还记得两年多前江西抚州“2岁男童遭漏诊后死亡”一事吗？涉事医生韩杰经一审、二审，均因医疗事故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
近日，结束整整一年羁押的韩杰，公开发文称“认可诊疗疏漏，但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这一判决结果，也引发了医疗届和法律界有关“医疗事故罪”入罪标准的热议。
时间拉回2024年2月，时任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医生的韩杰，夜班接诊了一个呕吐不止的2岁男童。韩杰根据检查诊断肠梗阻，将男童收院治疗。当天下午，男童情况突然恶化，家属在医院建议下自行驾车去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诊，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事后，两家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意见指出，医院“体格检查不详细，未请外科专家会诊，漏诊腹股沟疝”，过错与患儿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腹股沟嵌顿性疝及时手术治疗后预后良好，很少引起死亡，医方漏诊实属不该”，建议医疗过错参与度为85%-95%。
法院最终判定医院担责85%，并承担民事赔偿146万余元，韩杰和当班上级则被当地卫健委作出行政处罚，包括警告和暂停执业6个月。一年后家属报警，韩杰遭刑拘并被起诉，因医疗事故罪被判刑，直至近日羁押期满获释。
男童因漏诊离世，医院担主责并赔偿、医生被行政处罚，有专家的鉴定意见及各方证词，这一点几乎没有疑义。问题在于，韩杰因此被判刑责，冤吗？
很多医生同僚为韩杰鸣不平，一个重要理由是，大家更认可韩杰的错，属于技术失误，远没达到入罪标准。
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医疗事故罪”中的“严重不负责任”情形，是指医生擅离职守，无正当理由拒诊，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违规使用假药、假医疗器械，无视明确诊疗规范拒不改正等。
虽然最后有“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但很多医生认为，韩杰前期没有拒诊，说服患者家属做了影像检查，并要求留院观察，只是单纯因经验不足导致查体疏漏，这与主观漠视诊疗规范、放任危险发生存在本质区别，不该被追究刑事责任。
医生们的另一个理由是，医疗活动是高度依赖分工与协作的团队行为。首诊医生虽说有全面体检与诊断的义务，但韩杰下班时，患儿生命体征平稳、病情尚未出现恶化迹象，他也将肠梗阻病情及其潜在风险，完整告知接班上级医师。
有医生大V透露，按照三级查房制度，上级医师要对下级医师的诊断和治疗进审核、修改、补充、完善，上级医师才是诊疗方案的最高和最终决策者。韩杰说，上级医师查房后没有给出任何新的意见。当患儿病情急转直下时，医院后续的救治措施没跟上，韩杰说他手机24小时开机，紧急情况发生时，没有一个人通知他，医护反而让家属自行转诊，可见整条诊疗链存在系统性失灵，不该将患者死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首诊医生个人。
有律师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医疗本质上是一个串联系统，涉及首诊预判、夜班护士观察、交接班信息传递、家长对病情感知等诸多环节。然而在法律追责时，这根复杂的链条却被简化为“医生漏诊导致死亡”的单线因果，是否有失公允？
最让医疗届感到不安的，是此案带来的潜在后果。医疗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行为，医生在数十种可能中作出诊疗判断时，本身就存在一定误诊概率。倘若由结果倒推，只要患者出现了伤亡情况，追溯诊疗过程，几乎都能找到处置瑕疵。若一般的诊疗过失也要承担刑事责任，长此以往，未来在面对类似情形时，医生们首要考虑的可能不是“如何救治”，而是“如何自保”。
国外发生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医生被追责的情况也不少见。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医生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家属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高额赔偿，赔偿金通常由保险承担，医生被追究刑责的情形极为罕见。
在美国，只有在医生被证明存在蓄意伤害、严重严重酗酒、吸毒情况下行医，或极端刑事疏忽时，才可能面临刑事起诉和监禁。在法国，医生蓄意不履行法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注意义务，也可能面临监禁和罚款。
简单理解，这些国家的医生被判刑责的前置条件，是医生有严重的“故意”倾向，患者死亡和医生行为有着很强的直接因果关系。。
回到本案，可以说韩杰医术不精，也可以指责医院的诊疗流程有问题，但很难说韩杰故意不作为，才导致男童死亡。倘若他当天喝了酒神志不清，或者故意不做任何检查就将人打发走，那他被判担刑责，不会有多少人替他喊冤。
站在家长角度，2岁孩子因本不致死的病丢掉了性命，想揪出罪魁祸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正如上文所说，医生不是万能的，医疗行为并不一定百分百准确、有效。韩杰已经付出了代价，如今还要一辈子背上医疗事故罪名，患者一方看似得到了公道，但这场官司没有赢家。如果未来医生们都戴上“枷锁”行医，最终受伤的还是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