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情未浓，一所大学的迁徙与命运
对于一个安徽人来说，提及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心里或许会泛起一丝敬佩，却难免少了些许归属感。这并非我个人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中科大与安徽这片土地特殊的缘分，它如同一个漂泊的游子，即便扎根于此，也始终怀念着故乡的牵绊。这与同为安徽的安徽大学截然不同，后者拥有本地政策，本省考生更容易获得青睐。可惜，中科大如同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它不隶属于安徽省教育厅，而是直属于中国科学院，因此，我们安徽学子也无法享受任何优惠政策。或许，如果它当初选择了在北京落户，而非身处合肥，如今国内的学术巅峰，早已被它所占据。合肥，并非它的首选，这其中经历过无数的波折和无奈。
我们常听人说，机遇往往伴随着时代变迁。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一批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以支撑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科学家们积极响应，萌生了以中国科学院为基础，创办一所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的构想。中科大，便应运而生。最初，它并没有在合肥安家，而是寄居于北京玉泉路中共中央党校内，由那位以文坛成就著称的郭沫若先生担任第一任校长。
仅仅一年之后，1959年，中科大便被列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成为当时最为年轻的顶尖学府。短短七年的时间，它孕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极大缓解了国家当时面临的人才短缺的困境。这无疑是值得骄傲的成就。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中科大也未能幸免。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毕业生的分配被无限期推迟，最终不得不关门停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教育与工农结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科大的教改组便远赴朝阳农学院取经，又在工农宣传队的支持下，决定下基层。一份由当时的领导人撰写的报告，如同一个时代的缩影，表达了离开大都市，前往交通便利但相对偏远的地方，开展工农学军结合建设的愿望。这份报告，虽然遭到了大部分师生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屈从于那段特殊的历史环境，被迫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迁徙之路。
1969年下半年开始，中科大便开始了漫无目的的选址之旅。两组考察队伍，分别踏上了前往湖北沙市和河南的征程。沙市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那里的确存在着科学院的干校；而河南方面，则得到了一位身居高位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的亲笔推荐信，这无疑增加了中科大的信心。然而，希望总是带着一丝落寞，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湖北的干校，早已人满为患，再迁入一所高校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河南的负责人，则委婉地表达了难以接受：你们要交通便利，我这里接了这么多机构，实在没有多少合适的地方了。 南阳，被提了出来，但随即又被拒绝了。 最初的理由，便是那令人头疼的粮食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旦中科大迁入，占据数千亩的土地，意味着巨大的粮食需求。对于自身都难以填饱肚子的河南而言，再负担如此重担，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并非是小气，而是现实的无奈，已接的机构实在太多，无力再容纳新的力量。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因为口粮问题，就扼杀了这样一座高校的未来？在那个特殊时代，这或许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高校的迁徙，并非仅仅是为了人才培养，更重要的是为了响应国家战略，疏散首都的人员，以应对可能的战备需求。说白了，这是一种逃难。 既然都逃离了家园，总有一天会迎来和平的日子，到时候又该如何回归？这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或许，南阳官员认为，牺牲几千人的口粮，可以换取与外来人口的分摊，在战乱中保全自身。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是残酷的，当和平到来时，南阳人拍拍屁股就走了，留给中科大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一份无足轻重的锦旗。
值得注意的是，1969年的战备疏散中，河南并非没有接纳其他高校，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如今的对外贸易经济大学，便是其中之一。但它最终还是在1973年回到了北京。这说明，当时的领导层都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搬迁，不过是暂时的逃离，总有一天会回归。因此，南阳拒绝中科大的举动，或许并非完全是错误的选择。
尽管如此，中科大仍然必须寻找新的落脚点。江西与安徽，成为了接下来的考虑对象。然而，江西充斥着大量的五七干校，明确表示无法接收如此大型的高校。而安徽虽然接收了一些机构，但却缺乏足够大的空间。
就在中科大一筹莫展之际，安徽省负责人表现出了难得的魄力，他慷慨地说：你随便选，这里……我们上面有人。最终，中科大落户在了安庆。1959年12月，近千名师生被疏散到安庆马山，挤在一栋只有三层楼、仅有七八十个房间的破旧建筑里。没有门窗，没有自来水，恶劣天气时，师生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挑水。 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引发了普遍的不满，但这些声音却微弱无力。当第三批人员即将到达时，师生们紧急发出了报告，请求暂时停止疏散，寻找更合适的地点。在与安徽省负责人李德胜商议之后，最终，目光落在了合肥。 1970年1月底，中科大临时搬迁到了当时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简陋宿舍中，直至当年10月底，才基本完成了搬迁工作。然而，这段漫长的战线下迁徙，以及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导致了近三分之二的设备损坏，一半的教师流失，校舍面积仅为可怜的六万平方米，教职工人数更是少得可怜，讲师以上的教师不足百人。 令人唏嘘的是，对于中科大这样的一所顶级高校而言，回归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命运弄人，它原先的校址，已被他人占据，再加上来自安徽方面的阻挠，中科大最终只能在安徽发展壮大。 河南方面，也并非对教育毫无重视，后来也做出了补救之举。1985年，河南曾尝试创办黄河大学，起初的势头也颇为可观。可惜，在1991年，它还是以失败告终，最终被拆分。这或许与中国地理位置的因素有关，在内地办高校，国际学术交流的便利性远不如北京和上海。 国际顶尖学者，往往只在京沪两地活动，鲜少前往河南、安徽等内陆地区。外国元首的来访，也多选择在北京高校发表演讲，很少有人会选择去内陆高校参观。 西安交通大学，便是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它同样在195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如今，与上海交通大学的排名相比，它显得黯淡无光。为了更好地管理中科大，科学院每年都要召开科大工作会议，解决它的教学和管理问题。 中科大为了回归，也曾做过积极的努力。1981年，它曾提出与上海科技大学合并，并在上海嘉定地区创办中科大。然而，由于历史的限制，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正如前文所说，如果中科大能扎根在北京，它的发展定将超越清华北大。 中科大的迁徙，不仅仅是一所高校的命运，更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它承载着那个时代的无奈与挣扎，也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残酷与无情。最终，它扎根于安徽，成为了一颗璀璨的学术明珠，但那份故乡情未尽的遗憾，却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