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急诊
本文综合红星新闻、中国新闻周刊、健闻咨询、医学界、界面新闻、南方都市报等
近日，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因医疗事故罪获刑一案引发关注。
2024年2月17日凌晨，韩杰接诊一名呕吐、腹胀的2岁患儿，给予保守治疗后交班下班。患儿随后病情恶化，转院途中突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
医疗鉴定认定，医院存在漏诊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延误病情及未及时手术等过错，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被法院判令承担85%的责任，赔偿146万余元。刑事一审、二审均认定韩杰构成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8月4日，韩杰称，目前他正在准备申诉材料，他提到，“我认可本次诊疗过程中我存在处置疏漏，但始终无法认同自身行为达到触犯刑法、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严重程度。”
这起案件，让施行二十余年来一直伴随行业争议的医疗事故罪，再次引发各界讨论。医生漏诊是否已经严重到足以定性为“严重不负责任”，并跨越医疗事故边界进入刑事犯罪的范畴？
“漏诊”是否就要入刑？北大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刘瑞爽副主任认为，医疗事故罪并不会因单纯的漏诊结果而成立。理解本案的关键，不在于泛泛讨论“医生能否犯错”，而在于区分两类医疗过失：一类属于医学风险和正常专业判断失误，另一类已经突破刑法容忍范围，成为刑法规定的“严重不负责任”。
韩杰案发生后，不少医务人员担忧，韩杰案会形成示范效应、使得医疗过错更轻易地定罪入刑。
对此，律师吴乃德表示，此案确实在医生群体中引起很多关注和讨论，但医务人员无需过于恐慌，从医过程中避免法律风险，最关键的是坚守“谨慎注意”义务。
什么是“谨慎注意”？吴乃德以韩杰案中患儿为例说明：谨慎注意，就是在拍片怀疑肠梗阻时，请相应会诊；病情把握不准，及时请示上级医师，“你经验不足，但你有其他科室同事、有上级医生，请他们来协助诊疗，这是你的义务，也是医务人员的基本功”。
为何被认定“严重不负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8年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五十六条进一步规定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具体情形，包括： (一)擅离职守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 (四)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 (五)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 (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 (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
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韩杰漏诊嵌顿性腹股沟疝。简单说，腹股沟疝是肠管等腹腔内组织从腹股沟薄弱处突出；嵌顿性是指突出的部分被卡住，无法退回腹腔。若被卡住的是肠管，可能引起肠梗阻，时间过长，还可能导致肠管缺血、坏死。
据二审裁定书，2024年2月16日，患儿曾因呕吐到抚州市立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胃肠型感冒。次日凌晨3时左右，孩子被送到抚州健强第五医院。韩杰查体并安排患儿拍摄X光片后，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和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给予补液、护胃、抗感染等保守治疗。
韩杰写的首次病程记录显示，患儿神志清楚，但精神较差，肚子有些胀，摸起来仍比较软。韩杰将患儿列为病重患者，并提出“高度警惕坏死性肠炎、肠套叠、嵌顿疝及感染性休克”。2月17日上午9时45分，他再次记录患儿病情严重，并提醒必要时做腹部彩超。
下午4时20分，患儿被送到江西省儿童医院急救科时已没呼吸和脉搏。急诊病历记载，患儿肚子胀起，摸起来发紧，右侧腹股沟有一个按压后无法退回腹腔的包块。死亡诊断包括嵌顿性腹股沟疝、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两级法院据此认定韩杰漏诊。
韩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承认，他未触诊患儿腹股沟。他解释，家属未提供疝气病史，患儿腹部肿胀不严重，因此没有把嵌顿性腹股沟疝作为优先排查方向。关于未安排B超，韩杰回应称，患儿凌晨就诊，当时医院B超检查科室没有工作人员值班，结合孩子当时表现，综合判断后未安排检查。
一名国内三甲医院儿科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腹部X光片提示肠梗阻后，还要继续寻找病因。医生需结合呕吐、排便等病史和病情变化，反复进行腹部查体，并检查腹股沟和阴囊有无包块、肿胀或压痛；必要时可通过B超等检查进一步判断。在他看来，韩杰没有完成腹股沟查体，是明确的诊疗过错。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刘鑫长期研究医疗损害、医疗事故鉴定及医事法律问题，并曾参与多起医疗事故罪案件的法律研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要证明诊疗过错构成犯罪，法院还须说明，前述过错符合医疗事故罪要求的“严重不负责任”。
二审裁定书显示，检察机关提交2021年修订版《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小儿外科学分册），拟证明嵌顿疝属于常见疾病，肠梗阻患儿采取非手术治疗时应密切观察病情。二审法院还调取2004年版《临床诊疗指南》（小儿外科学分册）。裁定书援引称，有时医生检查患儿时未将腹股沟及阴囊部位暴露因而造成漏诊，故“任何小儿急性腹痛时均应常规暴露小儿腹股沟部”。
刘鑫认可裁定书引用的内容，这说明检查腹股沟有临床必要性，具有经验提醒性质。但他认为，若将其作为认定“严重不负责任”的重要依据，法院仍需说明其发布主体、适用范围和约束力，以及韩杰违反这一要求的严重程度。
韩杰的既往经历，是二审判断其责任程度的另一组依据。检察机关提交抚州健强第五医院2021—2024年的11份儿科住院资料，拟证明其接诊过肠梗阻患儿，知道应进行腹部触诊和影像学检查。法院认定，韩杰“具有五年的儿科专科经验”，对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段及危险性具有清晰认识。不过，二审裁定书也显示，韩杰2023年9月取得执业医师执业证书，同年10月才在儿科正式执业。案发时，距其正式在儿科执业约四个月。
刘鑫谈到，韩杰从2019年转入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至案发，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以执业助理医师身份、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与诊疗，不能把在儿科工作五年直接等同为具有五年独立儿科专科执业经验。
律师：医生很少被判医疗事故罪
“从2001年至今，裁判文书网上涉及到医疗事故罪的案件大约有100多个案件，全国范围内每年也就十几个。这在整个刑法领域里是非常少见的——像盗窃罪、交通肇事罪每年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件。”河南信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纪鹏向《健闻咨询》介绍，“医疗事故罪每年就十几起，说明司法机关掌握的还是比较严格，一般不会给医生入罪。”
“中国各机构在启动医疗事故罪的追查方面非常谨慎，因此，医生被判刑事犯罪的案例可以说极为罕见。”多位医疗律师告诉《健闻咨询》。
过去，多方对医疗不确定性的认识，为医务人员搭建了一个稳固的堡垒——非主观故意失误的情况中，涉事医院可能被罚款、向患方支付巨额赔偿，医生们可能会暂停执业、被处分，甚至被彻底吊销职业资格，但不会有人坐牢。“救人无罪”，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医生们能安心诊治病人。
但近些年，各方悉心维持平衡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家属起诉医院。
根据《医法会》统计，2024~2025年，全国法院系统审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连续两年大幅增长，2023年相关案件共2219件，2024年共3934件，2025年共5094件。
多位律师认为对技术过错应给予一定的容错率，“许多顶级医生们认为的低级错误，对初出茅庐的新手来说就是新课题。所有医务人员都要经历水平由低到高的阶段，这是大家不愿接受但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若对技术过错严加惩罚，那就不会有经验丰富的医生了。”
“ 医生们的执业压力越来越大，像在高压锅里一样；现在的医务工作者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医疗任务，还承担着大量繁杂的非医疗工作和压力。过度追责个体，只会对未来医疗发展起负面作用。 ”律师李立总结道。
医疗事故罪争议再起
据界面新闻报道，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在刑法中规定医疗事故罪名的国家。自1997年刑法设立该罪以来，司法机关对医生追究医疗事故刑事责任的案例数量并不多，但近年来有抬头趋势。
另据公众号“医学界”报道，从2014年“许峰医生案”、2015年“潘耀平案”，到2017年“李建雪案”、2023年“厦门温红案”，每一起案件走到最后，几乎都伴随着涉事医生“技术性失误”与“严重不负责任”之间的边界之争。多年过去，这个问题依然没有清晰的答案。
围绕医疗事故罪的种种争议，最终往往落脚于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一罪名是否仍有存续的必要？
一位医院管理专家对“医学界”表示，应该适时取消医疗事故罪，将医疗事故中是非界限清晰、重大过失致死伤的案例，归入渎职罪等其他相应刑法。
“医疗过失造成的患者死亡无法杜绝，因为医疗就是高风险行为，多数过失应当用民法去追究医生或单位的民事责任，进行经济赔偿。”他说。
“单独列医疗事故罪，使用场景极少，界定又难，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倾向，即便最终做出了无罪判决，刑事诉讼过程也会消耗医生大量精力，对医务人员积极性的打击很大。”这位专家表示。
刑法的根本目的是打击犯罪，减少犯罪发生率。
但邓利强认为，关于医疗事故罪的争议不应该指向立法，它反映的是执法缺陷。
事实上，在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时，并未单独设立医疗事故罪。当时，因诊疗行为导致患者死亡或严重损害的案件，多依据渎职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罪名分别追究。
在邓利强看来，这种分散追责的模式，在实践中很快暴露出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之间的定罪标准并不统一，同样是诊疗过失致人死亡，有的地方按过失杀人处理，有的地方甚至不予追究，患者家属如果认为医方“赔钱了事”不足以平息，往往会继续举报，要求按更重的罪名追责。
这种局面持续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医疗事故罪作为独立罪名被正式确立。当时参与立法讨论的专家认为，正是因为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和风险性，才有必要单独设立一个对应罪名。
邓利强表示，这个罪名保护的法益，首先是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其次是对患者生命安全的严肃对待。“如果医生无论诊疗过程中如何不负责任，最终都只需要承担经济赔偿，这既不符合医疗行业应有的职业严肃性，客观上也起不到保护患者生命安全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少数将医疗事故单独入刑的国家。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医疗过失通常被纳入“过失杀人”“业务过失致死伤”等罪名；英美法系国家则多适用“疏忽杀人”一类罪名，并未专门针对医疗行业设立独立罪名。
邓利强指出，在量刑的考量上，我国其他过失犯罪最高刑期为7年，而医疗事故罪则是3年。“这已经反映了立法者意识到了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对过失造成的后果持相对宽容态度。”
“执法可以改进，但不能动辄修法，医疗事故除罪化在业内从来不是主流。”邓利强说。
李惠娟同样不赞同取消医疗事故罪。她认为，医疗事故罪就像刑法体系里留下的一条“高压线”，保留这条线是有必要的，但不代表可以随意触碰它。“就像保留死刑，不等于滥用死刑一样。”
真正的问题是入刑之后该怎么用。李惠娟表示，如果不区分“罪与非罪”，轻易就启动医疗事故罪的刑事程序，让医生人人自危，就会背离立法原意，也严重不利于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
“在刑法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概念——‘谦抑原则’，这是国内外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的一项基本原则：某个行为如果处于罪与非罪的边缘地带，但只要通过行政处罚或民事赔偿足以消化其造成的后果，司法机关就应当从严把握入罪标准，避免轻易动用刑罚手段。”李惠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