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
第一时间看到「非虚构时间」推文。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贫困农村，一个女孩想要读书，意味着与整个家庭、整个时代为敌。
《听妈妈的话》中，李凡的母亲生于1943年的四川农村，作为长女，她的 "正当出路" 本应是早早嫁人。但她偏不认命 ——1958 年考初中，偷着借钱报名，天没亮独自跑过二十多里坟地山路；考上后靠割草、锤鹅卵石凑学费，每天天不亮出发，天黑透才回家。她拒绝所有提亲，说 "要靠自己"，宁肯分出去单过也不嫁人。
这是一个关于反抗与突围的故事：母亲拒绝"嫁人"这条乡村女孩的唯一出路，以"我要靠自己"的决绝姿态，背离了外婆所代表的传统乡土秩序。她赢了命运的赌局，却把腰累坏了，把身体透支了。
费孝通笔下"阿波罗式"的安稳乡村与"浮士德式"的现代突围在她身上激烈碰撞——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长大成人？这段口述，既是一位母亲的青春史，也是一代人挣脱泥土、追赶微光的缩影。
摘自《听妈妈的话》
文 | 李凡
穿过坟地赶考：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1958年，该考初中了。要2角5分钱报名费，还要照毕业相，大概一两角钱，我妈当然不给。我爸也说读完小学，能认工分就可以了。我偷着跟二婆要钱报了名，拜托班上一个关系好的女同学帮我拿准考证，我考试那天去考场找她。考点离家二十多里，学校先集中复习，然后前一晚去考点旁住旅馆。我都没有参加，在家干活。天蒙蒙亮就开始，干到天黑，一天编二十把扇子。
考前那天晚上，我偷偷跟村里一个女孩借笔。她的父亲支持她读书，文具很齐全。我请她帮我把墨水打好，然后去睡觉，翻来翻去睡不着。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床煮早饭，我妈死活不给我开门，就在里面使劲骂。好在那时候农村都是活动的木门，我自己把门端开，煮了点早饭，也没吃就走。我跟他们说，我要去考试。
没人送我。二十多里路，有一段是坟地，夏天的山草比人还高，露水很重，还有一个刚拆不久的庙子，村里传说晚上有鬼叫唤。那时候信这些，吓得不得了。又怕踩到蛇，又怕遇到鬼，一边跑一边往后看，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
我记得那块坟地，是一道狭长的山地，翻过去就是外婆家的村子。第二次回乡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爸爸用摩托车把我和哥哥驮到坟地前不远的地方，让我们等在那里，他回转去接妈妈。我凭着几年前跟六姨回过一次村子的经验，自告奋勇带哥哥先走。来到坟山脚下，眼前是一大片交错纵横的小路。哥哥用一种见过世面的军事家口气说：“这种地方最适合打游击战。如果日本人来这里，肯定转不出去。”
《大山里的女孩》
果然，那个下午，我和哥哥迷失在坟地里。小路有无数个分岔口，我们每次都选了错误的那条，兜兜转转一下午，还是回到坟地入口的山脚下。天已经全黑，顺着一点光亮，我们来到一间茅草房前，一位老婆婆在堂屋点着煤油灯纺线。我和哥哥不知道外婆外公的名字，也说不出村子确切的地点和名称，只记得一个诨名“糖房湾”。老婆婆说，这里制糖的村子到处都是，最近那个就在坟地后面，让她的儿子送我们去看看，如果不对就再回她家过夜。“我们乡下人，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她和气地安慰我和哥哥。
跟着她的儿子再次往坟地走去。远远看到一队火把从山坡上逶迤而下，火光中传来三舅的声音，在呼喊我和哥哥的名字。老婆婆的儿子隔着几道田坎大声回应：“哎……这里有两个。”
这就是坟地给我的记忆——一段神秘主义经历。村里人说我们遇到了“鬼打墙”，拦着不让我们过坟地。但解救我们的是一个聊斋式的奇遇：在荒郊野外一个摇着纺车的老婆婆的帮助下，我和哥哥像两个失而复得的小英雄，被火把簇拥着回到村子，沉浸在全村人蜂拥而至的安慰和款待中。半夜醒来，四下无声。透过接近房顶的细长窗户，看到窗外幽蓝浓重的夜色，想起那片转来转去都无法离开的坟地，才突然感到一阵后怕。
“赶考那天早上，漆黑一片。坟山刚埋了个新坟，穿过山草弄弄，总觉得后面有沙沙的声音跟过来。我拼命跑，一边跑一边转头看。山草很深，露水很多，头发也湿透了。
跑到镇上，找不到考点，一路问过去，还被指反了方向。等赶到考场，整个学校清风雅静，学生都已经进教室了。我心吓得咚咚跳，正好遇到教语文的陈老师。她对我不错，那时候学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她表扬我朗读能力很强。陈老师看见我也很着急，说你怎么现在才到？前几天复习也不来，你的准考证呢？我说还在同学那里。她说马上就不能进考场了，让我赶紧进教室，她去找同学取我的准考证。那天考试的作文题是《最快乐的一天》。我就写考试这天，写自己为了前途，怎么拼命跑二十多里山路来参加考试。当时太紧张了，题材没选好。最快乐的一天，应该写除四害，打麻雀这些事情才对。
我的数学考得很好。全班五十多个人，考上三个，两个男生，就我一个女生。”
叛逆的“哑巴”：为什么非读书不可
这段考初中的故事，小时候听妈妈讲得最多。前后都忘了，只记得一个画面： 漆黑的夜色中，一个头发蓬乱、衣衫单薄的小女孩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踏着高低不平的坟茔。过人高的山草如怪兽，张牙舞爪，在黑暗中摇摆出骇人的形状。风声和山草摩擦出的沙沙声，追着脚步声喘息声，小女孩跌跌撞撞，拼命往前。
读书是妈妈青春期的全部，是她为自己选定的一条路。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贫困农村家庭长女的正当出路，至少外婆、外公，还有村子里的其他长辈都不认为该这样。
“有一年大年初一早上，五妹一直哭。她刚出生不久，我负责带她。我刚抱起她就哭，站着哭，走着也哭，我没有办法。那时候的规矩是大年初一早上不许说话，我妈就骂我。我饭都没吃，回二婆屋里哭。隔壁的孃孃来劝我，说不要哭了，你那么勤快，又精灵，以后出了门就好了。”
“出门”就是嫁人，这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的女孩最正当的出路，也几乎是乡村社区关于一个十来岁女孩子唯一的话题。妈妈对这个话题有着深深的厌恶。“我在家里的外号叫‘哑巴’，从小就不爱说话。能说什么呢？不知道可以跟谁说，没人理解。大家说的都是你好大年纪了，好久该嫁了。”
村子外的世界似乎也是这样。初中毕业后，妈妈曾想过去新疆，听说那里农场垦荒需要劳力，村子附近已经有人去了，其中一个就住得离妈妈家不远。“我去她家要了地址，给她写信，问能不能也去找工作。她回信说给我介绍一个对象，那里男多女少，如果结婚可以很快过去。我信都没回了。”
“附近村子有一个在西藏当兵的复员回来，我妈说条件好得很，东西都挑了几大挑。我坚决不同意。我说如果非要我嫁人，我就分出去单过。”
“你不想嫁乡下人，是吗？”我问。
“谁我都不想嫁。还介绍过城里的医生，我也不同意。”妈妈露出气咻咻的决绝表情。
“为什么？”
“ 我要靠自己。如果没有工作，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我绝不会结婚。我不去当寄生虫，寄人篱下。看看身边嫁人的，哪个过得好？顶多男的态度好点。生活得太艰辛了，鸡鸣狗叫的，大人造孽，娃儿也造孽。”
有一年和妈妈回外婆家，快到村子时，路边突然有人叫妈妈的名字：“李芳！”一个又瘦又黑的老女人从地里站起身，整张面皮像做鬼脸一样皱成一团，似乎每道皱纹里都嵌着泥灰，佝背赤脚，浑身上下沾满土浆。“还认不认得我？”女人咧嘴笑着，露出个黑洞。她的牙齿几乎掉光了，嘴唇像块发皱的鸡皮耷拉在黑洞边缘。
她是妈妈的小学同学，没读完就回家了，嫁人、生孩子、干活，被贫穷生活碾磨，快速衰老。那天我们走出老远，她还在后面喊：“不去我家坐会儿吗？怕我沾上你吗？”
“你看嘛，如果当初我不是拼了命也要读书，我现在就和她一样。”妈妈露出心有余悸的神情。那时她还很年轻，至少和我们刚见到的那位小学同学相比是这样。短发整齐地卡在耳后，穿油绿色小翻领三粒扣西装，拎两根细带子的黑皮革公文袋，眼角隐约有两条浅浅的皱纹，但没有泥灰，干干净净，是个朴素利落的政府机关女性。
妈妈成功脱离了出生时命运给予她的窠臼，但这或许就是当年外婆对妈妈愤怒的原因。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是先离开命定的轨道，而新路径的终点在哪里？是什么？没人知道。 改变命运可以说是一场战役，也可以说是一个赌局，是对贫穷但稳定的家庭的分裂。
《一个都不能少》
妈妈生于1943年。她出生时，社会学者费孝通正在江苏研究新旧交替的中国农村，并写出了乡村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书中他引用了西方学者的概念，来形容1940年代中国传统乡村家庭所受到的精神冲击。
“乡土社会是个安稳的社会……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 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阿波罗式的；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 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改变。”
妈妈和外婆的冲突，可以说是两种观念的战争，是阿波罗式的乡村传统女性和浮士德式的现代女性之间的战争。
外婆和她的丈夫一生关系紧张，几乎毫无感情，死前唯一的遗愿就是拉着妈妈的手，要妈妈保证不管外公，让他自生自灭。但活着时外婆从未提过离婚。 她在生活的烂泥中发怒，叫骂，却从没想过离开它。妈妈却下定决心要摆脱这鸡鸣狗叫的苦难生活，以读书的方式，用自己的力量。
在这么贫困且闭塞的家庭里，现代的新女性意识是如何萌芽的？仅仅是贫困逼迫而产生的自然欲望？还是在那个只教一点字的学堂里体会到的比在地里干活更愉悦的感受？是来自那些在县城读书的同乡回家时比地里的人们更挺直、更快乐的身影？还是仅仅因为上天的馈赠，因为妈妈“很精灵”？总之， 她看到了外婆没有看到的那一丝光亮，看到了前途可以不断创造和变化的可能。
妈妈决定追随这丝新命运的微光，走上一条父母从未见过的道路，去搏一个比泥土里讨活路更有尊严的前程。对一个贫苦的传统乡村家庭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背叛，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
五块五的学费与一生的腰伤
“考上初中，报名要交5块5角钱。我妈当然不给。她骂我：‘宁跟讨口的儿，不跟做官的女。看你的鬼样子，以为自己还能做出点什么吗？’我只有哭，哭完自己想办法。如果不住校，每天走四五十里地读通学，只需要交2块5角钱。我去大队找一个当会计的远亲，通过他跟大队借了2块5角钱，我割草卖还钱。
就这样开始读通学。每天天不亮背个背篼出发，走着走着天亮了，就开始割草。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梨园，养了很多马，要收草喂马，十斤6分钱，一百斤才 6毛钱。
我在那里卖完草之后就去上课。中午学校有午眠时间，我也去学校周围割草，放学后卖了草再回家，到家时天都黑透了。但我已经习惯走夜路，一点都不怕了。遇到生产队收豌豆的季节，就一路捡豌豆，拿回家煮着吃。
后来天越来越冷，白日越来越短，实在没办法走通学，老师让我住校，帮我申请了 3块钱助学金，剩下的 2块多学费靠打零工解决。
我帮学校教导主任洗衣服，他出肥皂，一个月给我1块5。还去锤鹅卵石，当时修两个区之间的铁路需要碎鹅卵石，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区公所门口堆着很多大石头，用谷草编成辫子，套在锤子上锤。鹅卵石硬度很高，锤得火花四溅手起泡。饿得不得了，就去田里捧点水喝。锤了两次，得了一两块钱。
但这种活路机会不多。后来学校整风，教导主任害怕了，不敢再让我给他洗衣服，我就主要靠割草。每个星期六把刀磨好，星期天天不亮就出发，最远走到离学校二十多里的地方，那边的草好。最多一次割了一百二十多斤，背回去抖干净泥巴上秤，卖了7角2分钱。那时候不晓得厉害，只想怎么把学费凑齐，我的腰就是这么坏的。”
妈妈又哭起来。从呜咽到大哭，哭声越来越响，像溪水汇入洪流。这是她口述时的第二次大哭。
腰病是她现在最大的痛苦。前几年做了腰椎间盘手术，身体打入了一副钢板和十几颗钢钉，支撑脊椎已经滑脱的腰部。但疼痛没有停止，医生说，年龄越大痛感会越强烈。
她不出远门，甚至很少下楼，麻将也停了，反复伸手摸牌和出牌会牵扯到她的腰部神经，她因此丧失了大部分打发时间的乐趣和社交生活。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我们无法体会，甚至医学也不能完全解释的痛感笼罩着她。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科的医生说， 妈妈感受到的疼痛，心理大过生理。她并非完全不能出门行走，但心理上的问题在阻止她行走。
妈妈更愿意听的是另一位医生的解释——“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治医师李泉”，这是妈妈爱反复提起的一位医生，每次说都会一字一顿带上这么完整冗长的头衔。“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治医师李泉都说了，我的病是生长发育时期用腰过度造成的。”因为这句话，那位只见过一面的医生和妈妈建立了特殊的心理联系。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有权威性的证人，证明妈妈的身体承担过多么深重的苦难。 苦难不仅在于她挑泥巴、锤鹅卵石、割草所受过的累，还在于她养成了一种和身体共处的方式——那就是忽视它。只有无视身体的劳累、疼痛、警告，她才可能一次次迎向生活的挑战，并且赢下这些战役。除了身体，她两手空空，别无他物。
《妈妈！》
可是，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长大成人？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片海，才能安歇在沙滩上？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而妈妈的身体，到底够支撑她赢几回呢？
“上初中是1962年，已经是生活困难时期。农村一年一个人分不到一百斤谷子。‘三年自然灾害’，1958年、1959年、1960年天干，每年分得更少。那时候在做什么呢？把还没成熟的谷子，扯来密密麻麻栽一起，还抱小孩坐上面照相，去报喜‘亩产上万斤’。但这些谷子是阴的，根本打不出粮食。
粮食不够就吃葛藤，吃仙米，也叫观音土，其实是泥巴。癞蛤蟆、桑叶、老鼠都吃。很多人饿死，主要是劳动力，走着走着就在路边坐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我们家的大堂屋是整个村子的议事堂，自然灾害三年，村子里死的人都停在那里，我每个月回家能看到。
我的户口已经转到学校，比家里稍微好点。初中生一天有半斤供应粮，早上一两稀饭，中午一个人二两米，怕分不均匀，做成盆盆饭，每人一个小盆。菜主要是老莲花白叶子。老师吹哨子喊开动才能吃。
初二开始下放。国家应该是很困难很困难了，没有办法继续办学。老师在班上念了张名单，说农村需要支援，年纪大的、成绩不怎么好的同学要被下放回乡。
我记得有一个被下放的同学叫钟国权，个子很高，长得挺帅，年纪有点大但成绩不差。他硬不走，自己搬张桌子到教室后面听。后来学校不停地撵他，最终还是撵走了。他就回农村待了一辈子，最近打听，已经死了。
原来一个班50多个人，越读人越少。我坐前排，有天回头一看，教室后面都走空了。
老师也有被清退的。有一位姓于的老师，带我们搞劳动支援农村，干活很努力，对学生也挺好。他穿一件四个口袋的中山服去学校伙食团淘米的地方偷米，被发现后清退了。走之前他还在学校大会上表态，支持下放的决定，支持让他回农村，我猜他心里不知道多难受。”
《听妈妈的话》
李凡著
定价：58.00元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相信，母亲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她把心都掏给了你，却也用最密不透风的控制压得你喘不过气；她可以在凌晨就起床，只为你睁开眼就能吃上最喜欢的青椒炒牛肉，也会因为你拒绝穿一件她指定的衣服出门，爆发一场歇斯底里的情绪海啸。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指责、绝对正确”的权威。
高中一毕业，我就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充斥着无数个“她”的西南小城。我以为自己斩断了那条充满吼叫和眼泪的脐带，在离家千里的现代都市里，活得干净利落、体面独立。
直到一个暴雨将至的上午。76岁的母亲因为腰椎手术，身体被打入了一副钢架和十几颗钢钉，医院诊断她有中度抑郁，但她拒绝相信。我拿着录音机对她说：“我想给你做一个口述，把你以前的事记下来。”
随着讲述慢慢展开，我才发觉，对这个最亲近的女人，我其实一无所知。
作者简介
李凡，生于1970年代，长于一个沱江边的西南小城。媒体从业多年，这是作者自由写作的第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