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法国新浪潮“五虎将”之一，电影大师克劳德·夏布罗尔诞辰90周年。或许因为疫情影响，电影资料馆的专题纪念放映较晚，最近还有新一轮放映。
一位敏锐、犀利、毒辣的导演
提到夏布罗尔，人们往往只是将他的《漂亮的塞尔吉》视为新浪潮开山之作。因为新浪潮作者基本上都是影评人出身，没有什么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而夏布罗尔当时刚好继承了一笔遗产，于是就有了第一部。但这么说会让人误以为他的艺术成就没有别人那么高，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夏布罗尔不仅创作生涯够长，而且作品质量很高，他对社会及人性的理解非常敏锐、犀利、老辣，甚至有些“毒”，不过综合起来看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平时写文章说话都毫不留情面，尽说大实话。比如他这样说演员：“演员是疑心很重的人，是自视甚高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既要和他们足够接近，又不能依仗他们，不能在他们的空档期和他们见面。”另一方面在拍商业片或娱乐片的时候他又毫不端着，不做作，这也算是一大优点。
夏布罗尔的犀利尤其体现在他讲述阶层固化、跨阶层的影像中。正好借回顾展之际，我们来熟悉一下其中非常有意思的几部作品。
惹恼中产阶级，亦不讨好“无产阶级”
他的处女作《漂亮的塞尔吉》,要和紧跟其后拍摄的《表兄弟》结合起来看。表面上看来讲的是城乡对立，城市对乡村纯朴原型的染污，实际上说的是阶层固化、阶层之间难以流动的问题。
伊索有一则寓言：从前，有两只老鼠。一只老鼠在乡下，另一只在城里。乡下老鼠对城里老鼠说：“你一定要来我乡下看看。”于是，城里老鼠就去了。乡下老鼠领着它到了一块田地上，把所有最好吃的食物都找出来给城里老鼠。城里老鼠说：“这东西不好吃，你为什么住在田野的地洞里呢？你应该搬到城里去住，你能住上漂亮房子，还会吃上美味佳肴，你应该到我城里的家看看。”乡下老鼠就去城里。房子十分漂亮，食物也很精美。可是正当他们要开始吃的时候，听见很大的一阵响声，城里的老鼠叫喊起来：“快跑！快跑！猫来了！”他们飞快地跑开躲藏起来。乡下的老鼠说，我不喜欢城里，我还是喜欢乡下，我宁可穷一点，也绝不要提心吊胆的。
这个古老的寓言其实很适合现代解读：一方面对于被城市化的人们来说，农村是他们的精神原乡，所以总有一种对田园牧歌的虚假想象；另一方面，进了城，并不意味着阶层的跨越，城里的猫依然只会把它们当作老鼠——这里的“老鼠”只是阶层的隐喻，并没有贬低的意思。
《漂亮的塞尔吉》和《表兄弟》是相反方向的运动，前者是在城里立足的青年返乡，发现乡下的儿时好友陷入了贫困-酗酒-打老婆的死循环，城里青年真诚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乡下朋友摆脱这个死循环，走上他认为正确的轨道，但只是他认为——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是不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反而一地鸡毛，沦为笑柄，仓惶逃跑。后者则是乡下青年来到巴黎求学，寄居在表哥家里，表哥则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思想虚无，生活放荡，喜欢各种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这个乡下孩子对一个时髦女郎一见钟情，却没料到这个姑娘随便与表哥同居了。表弟决定好好读书以便出人头地，但是偏偏从不学习的表哥靠小聪明考试过关，而他由于紧张却没有通过考试。他将失利归咎于表哥，给他的枪装了一颗子弹，想杀掉表哥，但关键时刻下不了手。次日，不知道枪里有子弹的表哥却在惯常的轻浮玩闹中枪击了他。“电影开头出现的枪，最后一定会射击”——夏布罗尔从不掩饰自己对希区柯克的学习，毕竟整个法国新浪潮都在学习希区柯克；不同的是，希区柯克电影是相当“中产阶级”的，并一直如此，夏布罗尔则喜欢惹恼中产阶级。与此同时，又决不去讨好想象中的“无产阶级”。
跨阶层议题常常会牵动观众敏感的神经，并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投射到艺术形象中。去年韩国电影《寄生虫》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其实类似的内核，夏布罗尔半个多世纪前就讲得很透彻了。展映的影片中有一部他于1962年拍摄的《魔鬼的眼》，是一部很容易被忽视的佳作。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青年作家在偏僻的小镇邂逅了一对中产夫妻，他们的财富、地位、生活方式唤醒了他的嫉妒心，于是想对主夫取而代之，占有主妇。他唯一的自信是自己的智商（这真是入木三分的讽刺，即“我智力上绝对碾压你”的“逆袭”逻辑），和《寄生虫》一样，夏布罗尔也是通过楼上-楼下的空间设计，完成了窥探-觊觎-僭越这个过程。主人公为了窥探楼上的卧室和卫生间，不惜把手割伤；为了证明自己比主夫更聪明，不惜采取下作手段给对方的奔驰汽车放气。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一样敏感，别人无意的一个眼神都令他感觉被冒犯，非要去赢回来不可，却屡战屡败。他自认为聪明，却不知自己的愚蠢。他是矛盾的，既要证明中产家庭里主妇一定会出轨，并且跟踪偷拍到了奸情的照片，又认为自己和对方才是“真爱”，执着地以照片作威胁要求对方和他私奔。他在被拒绝后将照片交给主夫，用以证明“虽然我是个穷人、失败者，但是你们更失败”，结果造成对方家破人亡的惨剧。
凝视阶层跨越故事之下的“怨恨”
《包法利夫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阶层跨越的故事。包法利夫人今天常常被看作追赶时髦的时尚牺牲品、假名媛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她在小说开始的时候是个本分的农村小家碧玉。而她被送进的修道院学校（就像今日各种名目的“贵族学校”）正是一种爬向上层社会的方式。爱玛·包法利自杀的很多因素在这里就已经决定了。电影改编的一个便利是，福楼拜已经创作出了富有信服力的经典艺术形象，并指出了“上流社会”生活模式在贵族已经消亡的时代，如何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捆绑（特别是“农业展览会”一段）。夏布罗尔版的《包法利夫人》经常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次福楼拜改编。当年伊莎贝尔·于佩尔还很年轻，不是“于阿姨”，但是她的演绎是令人信服的。
值得一提的是，于佩尔在41岁时和夏布罗尔合作的《冷酷祭典》（又译《祭典》）也登陆了本次影展，这或许是夏布罗尔电影作品中最受关注的一部。这是一部非常深入地探讨阶层对立的影片。于佩尔扮演一个因为过失导致女儿死亡的单亲妈妈让娜，是一个小镇邮电所的普通职工。某日她邂逅了一个来当地有钱人家帮佣的女仆索菲。这个面容僵硬、古怪的女子引起她强烈的好奇心。在她富有心计的“友谊”与关于平等权利主张的引导下，她不仅分享了索菲的秘密（涉嫌纵火烧死长期瘫痪的父亲），还得以让索菲带她偷窥嫉恨已久的“有钱人”生活，穿上女主人的衣服。夏布罗尔通过前门/后门、主人起居室/女仆房间的空间设计，精妙地说明了虽然在同一屋檐下，阶层流动却没有什么可能性。两台电视机，楼下雇主一家看莫扎特歌剧，楼上女仆被综艺节目、肥皂剧和广告牢牢锁定。侵入这个空间的让娜发现了索菲不识字的秘密——索菲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智慧”，而正是盲目和“无明”导致了索菲的悲剧——在让娜的鼓动下，女仆与雇主一家的对立日渐加深，导致被解雇，终于在收拾行李离开的当天，在莫扎特《唐璜》的旋律中，索菲向前来质询的男雇主开了枪，二人将一家四口全部枪杀。
舍勒认为，怨恨起源于报复冲动，而报复冲动越难得到满足，就越容易产生怨恨。而怨恨，用尼采的话说，实际上是一种“奴隶的道德”。这正是夏布罗尔为我们揭示出的：即便像法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焦虑与愤怒感（而近年更甚）。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有很大关系，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倒是关系不大。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是这种焦虑和愤怒的社会基础——比如信仰深层的整体失效（影片中也对教会慈善的伪善性进行了讽刺），教育、种族、地理等因素都在加深撕裂。而更为讽刺的现实是，“中产阶级”对此是一脸懵懂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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