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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7日，是我国著名编剧兼特色演员李天济百年诞辰的正日子。而5月16日，是他逝世的日子。生日与忌日相隔一天，像是上天给他开的一个小玩笑，只差很短的一步，生命便可实现形式上的圆满。
纵观李天济的一生，玩笑乃是常态。他26岁写就的电影剧本《小城之春》，虽被费穆拍成旷世经典，但那属于后辈电影人时隔多年追加的荣誉。电影《小城之春》1948年公映之后，被许多评论认为基调灰暗情节压抑，导致费穆与李天济的命运受到牵连。
编剧李天济与导演费穆
《小城之春》剧照
费穆次年出走香港，不过两年病逝异乡。李天济的创作重心偏向喜剧，写了《今天我休息》《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年二十八》《逢凶化吉》等喜剧的剧本。两人联合谱写的一曲“小城之春”成为绝唱。
创作剧本之外，李天济还在《乌鸦与麻雀》《阿Q正传》《八仙的传说》《围城》等影视剧中，凭借独特的脸型特征，以及幽默夸张的表情与肢体动作，演活了不少让观众忍俊不禁的反派。其中《乌鸦与麻雀》里仗势欺人、贪财好色的国民党官员侯义伯，尤其令人难忘。
《乌鸦与麻雀》中侯义伯的军装照片
片中几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通过歌谣（猴子侯，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住了二楼翻筋斗，翻筋斗，又接收，做大官，不发愁，汽车老婆都有喽）与谈话（他姓侯，又难看，不是猴子是什么？），带出的人物外貌与性格特征，不仅属于对侯义伯的传神描绘，也与李天济诠释的其他丑角，比如《围城》中的专员、《八仙的传说》中的县官等相符。
《乌鸦与麻雀》中的孩子们传唱歌谣
这些角色以及李天济的多数剧作，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痕迹，不像《小城之春》的剧本那样纯粹，但他无论是写或演，总能有独到的处理方法，让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年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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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济1921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他打小博览群书，文学功底深厚。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他与镇江的同学自发组建流亡化装宣传队，奔赴徐州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他考入四川省立剧校，在校期间发表报告文学《徐州突围》。毕业之后，他加入了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等进步剧社，做剧务、管道具、拉大幕、跑龙套，样样都干。这些成长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与表演，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
写作《小城之春》的剧本，原是一次偶然。1947年夏，李天济人在上海，事业与情感双双受挫。他找到吴祖光“讨饭吃”，后者交给他写电影剧本的任务。他虽然从没接触过电影剧本的创作，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以自己失败的恋爱经历为参照，将情感上的困顿悉数倾倒于文字，很快写完《苦》的剧本。
剧本经吴祖光介绍到国泰影业公司，可是一拖半年毫无音讯。吴祖光又托曹禺将剧本拿给文华影业公司，也沉寂了许久。1848年初，文华公司筹拍李天济参与编剧的《好夫妻》时，《苦》仍然无人无津。为此，李天济的恩师陈白尘动过肝火。
直到由于《好夫妻》无法短期完工，文华公司面临入不敷出的问题，《苦》才被翻出来充当救命稻草。文华公司决定以低成本快速把《苦》拍竣推向市场，以便缓解运营负担。成功执导过《城市之夜》《香雪海》《天伦》《孔夫子》等影片的费穆，担当导演重任。
《小城之春》剧照
据李天济撰写的《三次受教 倏然永诀》《为了饭碗干上电影》等文章介绍，他早在重庆时，便对大名鼎鼎的费穆心生崇敬，因此得知自己的剧本将被费穆拍成电影颇为兴奋。两人初次见面讨论剧本修改事宜，费穆首先笑着吟出“墙内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更令李天济大吃一惊，他的剧本确实是从苏轼的《蝶恋花》中汲取了灵感，不曾料想会被谁一眼看出。
1948年二三月间，李天济与费穆总共见面三次。每次虽然均无他人在场，费穆始终没有任何架子，总是以商量鼓励的语气向小他15岁的李天济提出剧本删减建议，循循善诱却不着痕迹，平等相待但严谨细致，让尚属无名之辈的小编剧感受到大导演对其由衷的尊重，非常感动又相当受益，并影响到李天济后来指导年轻人写剧本时，亦是真诚相帮。
两人的最后一面，费穆对于李天济改过两稿的剧本仍然不太满意，打算自己再修，但他没将任何不满的情绪外露，相反无比诚恳地对李天济说道：“还是嫌长啊，李先生，这样行不行，下一步，由我分镜头的时候再删，完全不会伤害你的剧本，交给我吧，行吗？相信我吗？”
李天济当然相信费穆。两人的协作下，原剧本的主体戏份得到保留，人物关系则被重新梳理，场景也被减去不少。剧本的名字由《苦》改为《迷失的爱情》后，最终被费穆定为《小城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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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费穆修改了剧本的开头与结尾。李天济原来是以女主角玉纹的旧情人志忱走进小城为始，以他迎着阳光走出小城为终，费穆的改动下，开场是玉纹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踏上破败的城墙踱步，尾声是她与丈夫礼言站在城墙上望向远方。如此调整，让玉纹的无可奈何，指向其时中国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的心境，拔高了剧本的境界。
《小城之春》开场画面
《小城之春》结尾画面
对此，李天济心悦诚服。他看过影片如此表示：“从费先生的惨淡经营中，我朦朦胧胧地悟得了一些银幕的构思、叙述及表现的道理。”
这份朦胧的领悟，在李天济后来的创作中，渐渐化为清晰的道理。他成名之后所写的剧本尽管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命题作业”性质，但常会将大社会大环境化为小生活小细节，多数故事围绕爱情展开，一些视角的设置今天看来也很新颖，并非纯然在为时代写作。
1959年的《今天我休息》，回看当然是部歌颂式喜剧，可是相亲的故事主线以及人物行为的自然、对白语言的鲜活，联合阻止了特定年代的氛围朝着热闹夸大的方向发展，具备一定的纪录价值。
《爱情啊，你姓什么？》剧照
1980年的《爱情啊，你姓什么？》，可以视为中国公路电影的雏形之作，几段发生在老中青三代人身上的爱情故事，在一帮人旅行的途中交错展现，关联记忆深处的伤痕，更看向美好的未来。
《姑娘今年二十八》剧照
1984年的《姑娘今年二十八》，社会急遽向前的进程，让固守本分的人们有些跟不上趟，他们的爱情也面临物质与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可是就像是非善恶的标准没那么容易被混淆，爱情也总会“拨开云雾”。
某种层面上，这几部电影说的亦是《小城之春》式的“情事”。时代与环境驱使下，男女主角无论来到怎样的十字路口，心境兜兜转转又发生了何种变化，他们的爱情总是难能可贵地，大致保持住了原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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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济的首个电影剧本被拍成了影史经典，他1949年初次参演的电影《乌鸦与麻雀》，后来也成了传世佳作，并且同样出自名导之手。
《乌鸦与麻雀》海报
这部由郑君里执导的影片，赵丹、上官云珠、孙道临、黄宗英等一众名家的表演虽令观众印象深刻，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乃是与他们有诸多对手戏的李天济。他扮演的侯义伯“粉墨登场”之前，郑君里除了用前面说的孩子们传唱的童谣与对话，铺垫其丑陋形象与凶残性情，还借用了不少文学手法“大加渲染”。
《乌鸦与麻雀》剧照：左1上官云珠、左3黄宗英、左4李天济
无论是太太黄宗英隔着蚊帐将他服侍，还是小商贩赵丹站在门外试图与他交谈，都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但他吐痰、讲话的声势，听着均很装腔作势，观众的好奇心因此加重，猜测他到底是何方妖孽。他的正脸出现的那场戏，郑君里处理得亦很别致：镜头先是扫过蒋介石赠予他的肖像画，又带过他的军装照，才借助镜子映出他的嘴脸。
只有别具特色的演员，才禁得住这些带有悬念色彩的伏笔的考验。李天济的演绎，让观众深信他就是狗仗人势、徒有虚表的侯义伯本尊。这个人物的一切行为，体现出依附权势生存的丑人，在大厦倾倒前的最后疯狂。凭借这一角色，李天济在文化部举办的1949至1955年优秀影片评选活动中，获得个人一等奖。
《八仙的传说》剧照
后来，李天济又在《夜半歌声》《绝处逢生》《香港少爷》以及前文提到的《八仙的传说》《阿Q正传》《围城》等影视剧中，出演了不少带有侯义伯影子的滑稽角色。
《八仙的传说》里，他原是曹国舅身边攀炎附势的侍从，曹国舅失势流落民间，他得势成了官员，两人在公堂之上不期而遇，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不仅装作不认识眼前人，还为了点金棒让衙役把曹国舅拉出去大打一顿。喜感十足的是，他的遍地皆黄金美梦还没实现，老娘及两位夫人均被点金棒变成了金子。
李天济在《围城》中饰演教育部专员
《围城》里，他的戏份尽管只有三四分钟，但活灵活现诠释的教育部专员形象，却留在了很多观众的记忆深处。这位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所谓专家为了凸显其尊贵的地位，开口前挤眉弄眼、大声干咳，言必称“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可惜不仅没能引起在场人士的注意，反而听得他们哈欠连天。
与塑造的人物相比，生活中的李天济恰恰相反，是个颇受人尊敬与喜爱的艺术家。他爱讲笑话，也喜欢与中青年朋友相处，像当年的费穆、吴祖光、曹禺、陈白尘等大家对待他般，给予过年轻后辈诸多无私的帮助。
然而他也有过牢骚。1992年，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了饭碗干上电影》中这般写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写了部《小城之春》，当年被批为消极，写了部《今天我休息》，而今又被讥之为浅薄。建国以来四十多年一心爱搞喜剧，结果是‘俗’字当头罩，摔也摔不掉。跑跑龙套，演演戏过过瘾吧，又被公认为过火表演的典范，抢戏的行家。”
值得庆幸在于，他也很会自我劝慰，引用朋友的评价称“人家都是思想指挥语言，天济兄可是语言指挥思想”。这句话形象道出李天济对于写作、表演与生活的态度，也说出他性格里自有“敢说敢做”的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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