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让导演徐蓓毫不犹豫地再次进入西南联大的世界拍摄《九零后》，是她决定将讲述的角度聚焦在西南联大的校友身上，她认为这个角度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改编纪录电影的方式，也是唯一的。
《九零后》海报。
讲述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传奇故事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于5月29日在全国院线上映，豆瓣评分高达8分。
作为5集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姐妹篇，纪录电影《九零后》从片名到画风，从故事到人物的铮铮风骨，透露出来的都是青春的气息。该片导演徐蓓说绝不是要用这样的形式去迎合市场，讨好年轻观众，她很清楚纪录电影在市场上的艰难处境：“一味说‘难’用处不大，创作者尽个人的本分，观众也可以尽到观众的本分，纪录电影被关注与否必须是创作者、市场、观众协作才能有所改观的事，我的态度是尽自己全部的努力，再坦然地面对结果。”徐蓓直言对她来说创作的压力绝对大于票房的压力，但她很希望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电影，“这些天我的深刻感受就是，学生或是更年轻的观众在观影后得到的震撼，每当看到这样的反馈，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徐蓓在放映后分享最多的三个细节片段充满了感动：远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巫宁坤先生凌晨两点起床，穿上鲜艳的黄色衬衫等待来自祖国摄制组的采访，讲述联大故事；罗振诜先生的儿子将摄制组寄去的《西南联大》的光碟和一本书放在父亲枕边，并说“昨晚我把书放在父亲的枕边，他今天早上安然地离世了”；以理性示人的杨苡在拍摄结束后却流下了眼泪，当徐蓓抱住她的时候，她只说了“It's just for you”。
【缘起】
拍《九零后》如“再谈恋爱”
将视角放在西南联大校友上找到灵感
纪录电影《九零后》不但在大银幕上向普罗大众讲述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也向大众介绍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潘际銮、王希季、郑哲敏等众多大师，这些“90后学子”堪称“共和国脊梁”，影片讲述了这些平时奋战在各自领域为国建功的大师，求学问道的青春岁月。仅存续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为何能培养出这么多世界级的人才？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揭秘的视角。谈及徐蓓和《九零后》的缘分，要追溯她在2018年执导的5集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该片豆瓣评分高达9.4，展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精神魅力，完成这个项目以后她确实处于一个心力交瘁的状态，但《西南联大》的姐妹篇《九零后》又找到了她，她不是一口就答应，反而很犹豫。“续集是难拍的事，对于所有导演都是考验，而《九零后》还不算续集，她是以一个新的形式来做一个纪录电影，最初什么概念都没有，要找到新的角度才能开始。”
《西南联大》海报。
徐蓓向新京报记者坦言她最初的犹豫，作为创作者，导演对选题的新鲜感，刚刚接触选题的激动与新奇似乎都在《西南联大》里发生过了，“就像我最开始拍《西南联大》，很系统地研究它，很多史料都是第一次面对，会经常激动到不行，就像全身心陷进去谈了场恋爱，如果现在要重新再谈一次，我会疑虑当初对这个‘对象’的第一种感觉还存在与否。”
插画。教室外的初恋回忆。
最终让徐蓓毫不犹豫地再次进入西南联大的世界拍摄《九零后》，是她决定将讲述的角度聚焦在西南联大的校友身上，她认为这个角度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改编纪录电影的方式，也是唯一的。这些“大师”的故事全方位地吸引了她，尽管能采访到的人有限，但大量的调研史料、采访素材，让她从尘封的历史中通过不同的结构重组找到了新的解读角度。纪录片《西南联大》从5个角度进行叙事，形式上更为全面分散；但《九零后》则完全从西南联大学子个体生命的角度进行叙事：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业，他们各自如何到了西南联大；他们眼中的学校，包括校园、课程、教授、同学；他们的学校生活：读书、泡茶馆、恋爱、跑警报；他们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如何参军，如何牺牲；西南联大这一段岁月对于他们每个人的影响；他们在九十多岁、一百多岁的高龄，如何回忆自己的母校。
插画。杨振宁与邓稼先吟诗怀古。
【记录】
聚焦西南联大人是种“文化抢救”
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我们采访所有的联大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多大，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老师、校园、同学甚至自己的学号记忆犹新，那我想这一定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徐蓓说，谈到西南联大，很多文章都喜欢报出一段数字，说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8年，却诞生了172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所存在不过8年的“最穷大学”，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无需赘述这所大学的了不起，在这里诞生的每一个个体即使已经年老，但他们的经历依旧值得被讲述。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
1957年12月10日摄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王阿道夫·古斯塔夫六世为31岁的李政道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章与证书。
这些年，这群“九零后”陆续有人住院、甚至离开人世，徐蓓感觉到给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她意识到记录的这些影像或许是这些老人最后的影像，这些一生在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付出的老人，是值得拥有一个仪式——用最好的音响，在最好的环境里，放他们的故事。没人发弹幕，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看着。“除了此前17位联大校友的采访，我们新增了4个采访。有参加过湘黔滇步行团的吴大昌，有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胡邦定，有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还有影片《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同时，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劲，找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得诺贝尔奖时的影像资料，这段资料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
许渊冲先生。
徐蓓说，多数老人的身体已经不允许第二次拍摄了，只有杨苡和许渊冲两位先生，我们拍了第二次：“时隔两年，我再次见到许渊冲先生。那天早上，我一进他家门，看到他正在吃一块奶油蛋糕，围着一个围脖。他苍老了很多，但同时又像一个婴儿。他的妻子过世了，生活发生了大变故，但不变的是他对翻译的专注，莎士比亚翻完了，现在开始翻王尔德的作品。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在他讲起自己爱上的4位联大姑娘时，还会羞涩且得意地笑。”
杨苡先生。
杨苡先生今年102岁了，但每天还会看书写字，要‘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把每一天过到最好）’。”徐蓓记得，在采访的间隙，杨苡一个人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徐蓓问她在听什么，原来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那时，杨苡很天真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小快乐。”尽管这些老人们的平均年龄到了96岁，但无论在电影里还是电影外，似乎都在记述他们的青春故事，谈及此，徐蓓都不禁哽咽，“这或许是第一次，观众在新闻、课本之外看到这么多科学家，第一次在大银幕去了解他们的功勋和人生，也是传说中的科学家，第一次离普通观众这么近，《九零后》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是一场‘文化抢救’，现在我们想做的，就是拼命地做一切努力，想让这些重要的历史回忆抵达更多观众之处，给我们这辈人一些启迪。”
说到这里，徐蓓逐一讲道：
93岁的院士潘际銮，每天骑着电瓶车去办公室，干得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
96岁的院士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解决爆炸方面的技术难题；
99岁的杨振宁，前不久给清华捐出了一间资料室；
100岁的许渊冲，翻完了莎士比亚，正在翻王尔德；
103岁的吴大昌，还在研究《华为工作法》；
102岁的杨苡，依然践行着“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的准则；
106岁的马识途，去年还出了新书，仍想要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
《九零后》中提到的13位院士、科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2人
杨振宁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贡献。
1948年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手持巨大计算尺。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两弹一星功勋奖1人
朱光亚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期间的博士学位照。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湖北武汉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吉林大学物理学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入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在南开中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一个娃娃脸，但是他少年就呈现出独立、有主见的特点。即使在人才济济的联大物理系，他也高居学霸的地位。他热爱音乐，是合唱队的成员。
著名物理学奠基人3人
李政道推着轮椅上的吴大猷。
吴大猷：1907年9月29日—2000年3月4日，笔名洪道、学立，广东高要人，出生于广州府番禺县（今广州），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
吴有训
吴有训：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字正之，江西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赵忠尧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浙江诸暨人，物理学家，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
郑哲敏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山东济南，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物理学家、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叶铭汉
叶铭汉：1925年4月2日出生于上海，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3人
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获博士学位时，摄于美国普度大学。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际銮
潘际銮：西南联大机械系。出生于江西瑞昌，焊接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希季
王希季：西南联大机械系。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际宇航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士。
其他理工类杰出贡献者2人
吴大昌
吴大昌：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湘黔滇步行团唯一健在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李锷鼎
李锷鼎：1918年3月15—2001年12月30日，原电力工业部高级工程师，从事水电建设事业50多年，为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专访】
把历史年轻化，希望年轻人喜欢
新京报：影片为什么会用“九零后”这个名字？
徐蓓：为什么叫“九零后”？其实也是挺偶尔的，我们当时都已经拍摄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到昆明，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说了一下我的感受，我说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做了很多老人家的采访，现在两年过去了，他们每个人都又长了两岁，我们刚刚又在北京采访了许渊冲，98岁了，叶铭汉95岁了，胡邦定老先生好像97岁，南京的杨苡先生已经100岁。我说这样加起来平均年龄一除，都是一群“九零后”，那时候就有朋友觉得要不我们这个片子就叫“九零后”吧，感觉很接地气，有时候猛一听不是特别明白你这个片子要说什么，还以为说的是今天的90后，但其实可能在我们前期的宣发或者是稍作一些连接，大家就知道“九零后”是这个意思。这个题目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有喜欢这个名字的，当然你觉得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更好一些，我的意见是中文名加上英文名，它就完美了。因为我是学英语专业的，所以我的每一个片子我必须要弄一个很正确的英文名上去，实际上那个英文名是意译的，如果要直接翻译，它与“九零后”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英文的名字，它其实不是一个翻译的效果，它是一个叠加的效果。因为我们觉得在走进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观众，应该是大部分对这个英语单词都绝对认识的，所以大家一看就心领神会的，它与“九零后”有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我是这么来理解的，不是这个英文翻译是“九零后”的翻译，而是可能它们俩共同来构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标题。
导演徐蓓正在采访杨振宁。
新京报：为什么会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来形容片中的细节处理？
徐蓓：片里呈现的每个细节都是亲力亲为、真实拍摄的，比如杨振宁的学籍卡、李政道的考卷，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手资料，也是我们去清华大学，申请发函再去档案馆统一拍摄或是扫描的。其实，路演中也有观众问我片中很多很逼真的文件资料是不是做的道具，我很震惊，可能他们会认为普通观众看不出来或是不会留意，但这种亲力亲为很重要，因为这些细节会合成一个整体，这样真实做了以后观众会有一个整体感，能感受到你花了工夫，创作者也没有敷衍。
杨振宁准考证。
新京报：《九零后》无论从片名还是画风都呈现出一种年轻化的感觉，是有意而为之？
徐蓓：这样做不是为了去讨好年轻观众或者是刻意让他们喜欢，而是在你阅读了无数西南联大的材料后，你能得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年轻。在很多大学的路演中，不少学生观众反映说他们以往认为纪录片就是一种陈旧的、厚重的感觉，甚至有些会让他们望而生畏，但《九零后》却把历史年轻化了，其实，联大学子或是这段历史给创作者的感觉就是年轻，我们只不过用音乐、用影像、用合适的节奏把这种年轻感做了出来了，这个电影也希望会让更多年轻人喜欢。
新京报：你将这几年的精力全投入在西南联大题材的作品，在这过程中有没有想拍其他的电影，如何拒绝其他的片约“诱惑”？
徐蓓：大概是性格使然，一段时间内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特别怕同时进行两个创作，我没有这种能力，也无法享受这种过程。做这一行大概20多年了，现在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有好选题或是出色的人物，人物的背后是特别有故事、有时代背景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片子不太在乎要做多少，而是以精品的标准来要求每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时间，要让时间变得有意义，我也只能做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所以这些年别人来找也称不上诱惑，我会马上推掉，再推荐一些其他人选（笑）。
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以上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黄嘉龄校对李立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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