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恰逢北京画院建院65周年，北京画院特别开启了一趟艺术专列“延安→北京：北京画院院史研究展之一”，为首都观众带来一趟视觉艺术之旅——从抗战岁月的延安出发，以革命时期的木刻版画为开端，一路沿着风云变幻的历史叙事，沿着不断变革的艺术轨迹，驶向今天的北京。
邹雅《扭秧歌》（1943年）
夏风《小八路》（1942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创作“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仅重塑了延安地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内容与风格，也为中国文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抗战时期的延安，物资匮乏，条件艰苦，想要创作油画或者国画都面临纸、墨、颜料等绘画材料不足的难题。唯独版画可以就地取材，延安地区盛产梨树，自己动手砍几块梨木板再配上几把木刻刀，便能随时随地自画自刻，小小的刻板不仅方便携带和运输，同时也便于印刷。白天劳作，晚上点油灯照明，每晚争分夺秒，赶在灯油燃尽之前刻完作品几乎成了延安版画家们的日常。黑白木刻色彩对比强烈，语言简明生动，非常适合叙事性内容的呈现，也利于群众理解画上的情节。《讲话》发表后，表现人民群众形象和根据地生产生活的作品逐渐增加，延安地区的版画创作也迎来了一次创造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艺术工作者开始深入群众，关注群众的劳动生活和根据地的新政策。这些和群众息息相关的主题创作成为当时延安重要的宣传力量。
与此同时，为了更加贴近根据地群众的艺术趣味和审美习惯，延安的版画创作者们也开始探索更加本土化的创作风格，他们告别了西方现实主义版画“黑乎乎”的面貌，在作品中加入民间年画、剪纸等传统艺术元素，使作品更加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这种从黑到白的变化在当时的延安成为版画家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一重要改变不是简单的形式风格转变，而是创作理念的转变，是他们在实践“为人民群众创作”过程中探索出的重要一步。
延安时期的这些创作，虽然大多取材于根据地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却能敏锐捕捉住最具代表性的生动时刻，以平凡的视角记录下历史变革中一个个重要的事件和节点，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并重。例如，夏风的《家庭识字牌》刻画了延安地区所开展的识字活动，从群众熟悉的家畜入手，图文结合，协助根据地的群众提升知识文化水平。展览的文献区还陈列了古元的两幅《离婚诉》，分别创作于1940年和1943年。婚姻自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女性解放、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是新社会区别于旧社会的重大标志。这两幅作品虽然主题相同，都生动记录了离婚自由这一重大历史进步，但创作风格迥异，成为《讲话》之后艺术为群众创作、反映新时代政策的经典范例。
此次还展出了一套特殊的珍贵展品，即夏风在延安时所使用的刻刀。这8把刻刀的木质刀柄长短不一，岁月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弹壳做的刀头看似朴素但依旧锋利。这套小小的刻刀和夏风的版画作品陈列在一起，仿佛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在昏暗灯光下努力创作的延安岁月。
65年前的春天，北京画院正式成立，汇聚各方艺术力量于此，这其中就有来自延安革命队伍的美术工作者们，如庄言、崔子范、邹雅、张仃、刘迅、夏风等。抗战前后，他们带着对自由的向往，历尽艰辛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成为艺术先锋；解放后，他们继续秉持为人民群众创作的信念来到北京，成就了北京画院一支不可或缺的创作力量。
他们的作品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情感以及经历革命岁月所特有的乐观和坚强。1942年，夏风创作了《小八路》，主角是一群生活在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他们踢毽子、打保龄球，玩得不亦乐乎。1943年，邹雅的系列组图《学习，打棒球，生产》则生动再现了生产劳动之余大家观战棒球比赛的热闹场面。尽管战争岁月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们始终怀揣着对自由、光明和胜利的希望，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大人们努力生产劳作。大家踩着高跷宣传生产、扭着秧歌庆祝和平的激动时刻也都在邹雅的作品中被记录了下来。抗战之前的夏风曾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先生学画，他向往法国，并已买好了前往法国留学的船票。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卖掉船票购买了一台相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创作之余还为当时的延安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看今朝，北京四月恰是春和景明的时节，正如程颢有诗曰：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虽说受新冠疫情影响，只能暂时搁置自由的远行，但艺术可以给我们的精神插上翅膀，自在翱翔。让我们也像延安时期的革命前辈一样，对生活永葆积极乐观的精神和态度，因为希望就在前方。
这个春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恰逢北京画院建院65周年，北京画院特别开启了一趟艺术专列“延安→北京：北京画院院史研究展之一”，为首都观众带来一趟视觉艺术之旅——从抗战岁月的延安出发，以革命时期的木刻版画为开端，一路沿着风云变幻的历史叙事，沿着不断变革的艺术轨迹，驶向今天的北京。
邹雅《扭秧歌》（1943年）
夏风《小八路》（1942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创作“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仅重塑了延安地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内容与风格，也为中国文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抗战时期的延安，物资匮乏，条件艰苦，想要创作油画或者国画都面临纸、墨、颜料等绘画材料不足的难题。唯独版画可以就地取材，延安地区盛产梨树，自己动手砍几块梨木板再配上几把木刻刀，便能随时随地自画自刻，小小的刻板不仅方便携带和运输，同时也便于印刷。白天劳作，晚上点油灯照明，每晚争分夺秒，赶在灯油燃尽之前刻完作品几乎成了延安版画家们的日常。黑白木刻色彩对比强烈，语言简明生动，非常适合叙事性内容的呈现，也利于群众理解画上的情节。《讲话》发表后，表现人民群众形象和根据地生产生活的作品逐渐增加，延安地区的版画创作也迎来了一次创造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艺术工作者开始深入群众，关注群众的劳动生活和根据地的新政策。这些和群众息息相关的主题创作成为当时延安重要的宣传力量。
与此同时，为了更加贴近根据地群众的艺术趣味和审美习惯，延安的版画创作者们也开始探索更加本土化的创作风格，他们告别了西方现实主义版画“黑乎乎”的面貌，在作品中加入民间年画、剪纸等传统艺术元素，使作品更加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这种从黑到白的变化在当时的延安成为版画家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一重要改变不是简单的形式风格转变，而是创作理念的转变，是他们在实践“为人民群众创作”过程中探索出的重要一步。
延安时期的这些创作，虽然大多取材于根据地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却能敏锐捕捉住最具代表性的生动时刻，以平凡的视角记录下历史变革中一个个重要的事件和节点，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并重。例如，夏风的《家庭识字牌》刻画了延安地区所开展的识字活动，从群众熟悉的家畜入手，图文结合，协助根据地的群众提升知识文化水平。展览的文献区还陈列了古元的两幅《离婚诉》，分别创作于1940年和1943年。婚姻自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女性解放、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是新社会区别于旧社会的重大标志。这两幅作品虽然主题相同，都生动记录了离婚自由这一重大历史进步，但创作风格迥异，成为《讲话》之后艺术为群众创作、反映新时代政策的经典范例。
此次还展出了一套特殊的珍贵展品，即夏风在延安时所使用的刻刀。这8把刻刀的木质刀柄长短不一，岁月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弹壳做的刀头看似朴素但依旧锋利。这套小小的刻刀和夏风的版画作品陈列在一起，仿佛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在昏暗灯光下努力创作的延安岁月。
65年前的春天，北京画院正式成立，汇聚各方艺术力量于此，这其中就有来自延安革命队伍的美术工作者们，如庄言、崔子范、邹雅、张仃、刘迅、夏风等。抗战前后，他们带着对自由的向往，历尽艰辛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成为艺术先锋；解放后，他们继续秉持为人民群众创作的信念来到北京，成就了北京画院一支不可或缺的创作力量。
他们的作品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情感以及经历革命岁月所特有的乐观和坚强。1942年，夏风创作了《小八路》，主角是一群生活在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他们踢毽子、打保龄球，玩得不亦乐乎。1943年，邹雅的系列组图《学习，打棒球，生产》则生动再现了生产劳动之余大家观战棒球比赛的热闹场面。尽管战争岁月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们始终怀揣着对自由、光明和胜利的希望，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大人们努力生产劳作。大家踩着高跷宣传生产、扭着秧歌庆祝和平的激动时刻也都在邹雅的作品中被记录了下来。抗战之前的夏风曾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先生学画，他向往法国，并已买好了前往法国留学的船票。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卖掉船票购买了一台相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创作之余还为当时的延安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看今朝，北京四月恰是春和景明的时节，正如程颢有诗曰：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虽说受新冠疫情影响，只能暂时搁置自由的远行，但艺术可以给我们的精神插上翅膀，自在翱翔。让我们也像延安时期的革命前辈一样，对生活永葆积极乐观的精神和态度，因为希望就在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