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布莱恩·林登，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芝加哥人。1984年我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奖学金到北京学习中文。2004年我和妻儿再次回到中国，定居在云南，创立“喜林苑”酒店品牌，随后在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的喜洲镇生活至今。2004年刚来喜洲时，当地无论交通、医疗还是娱乐的选择都非常有限。从大理到喜洲只有一条路可走，常被农用车辆堵塞。这让我们开车回家短短20公里路程的耗时变得很不稳定，有时只需35分钟，有时则需要两小时。那时喜洲只有两三家当地人开的餐馆，没有咖啡馆。一旦有任何医疗问题，我们都必须去下关（大理主城区）。十几年过去了，喜洲、大理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洱海为例，不到10年前，湖周围是私人住宅和商铺。现在，洱海被世界级自行车和徒步旅行路线、花园、木板路等包围。洱海是白族人的母亲湖，如今更是环保和可持续旅游规划的一个光辉典范。
这期间，中国政府为创业者提供了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速度与质量受到全世界羡慕和尊重。政府投资带来商业环境持续改善的希望。疫情前，我们的生意非常好。政府资助改善喜洲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好的生活设施，例如安装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升级电力和互联网服务，为旧建筑改造提供补贴……这些投资的长期效益远不止是财务上的。我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期间我也感受到中美的差异。中国许多人认为，在经济、教育和生活方式上，大城市仍是最好选择。而许多生活在农村的美国人愿意接受一些不便之处，以此换取较慢的生活节奏、更安全的社区、更清洁的环境条件以及与自然更紧密的联系。如今，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像大理这样的地方，正变成具有吸引力的乡村选择。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令这类地区越来越舒适。我已看到，即使当地工资较低，许多大理居民也宁愿留在本地。
我也看到一些不好的地方。过去15年里，在以“满足外来游客”为驱动力的发展过程中，喜洲失去一些“灵魂”。有人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转型，但我认为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喜洲的历史核心是110座受保护的古民居建筑群落，它可以以一种更具文化敏感性的方式发展。
我希望继续分享在云南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比起北京三里屯的咖啡馆和西餐厅，这些故事更能恰如其分地描述中国的变化。我们与政府合作，雇用当地员工，在云南小村庄里过日子。世界也需要听到这些故事。我不想告诉外国人该怎么想（中国），但我们的故事可以用真实和真诚打动读者。我的书《寻乡中国》就展现了如何与外界分享这个国家的魅力和智慧。（布莱恩·林登口述，杨沙沙采访整理）
